中图法分类号 I206.5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9162（1999）05－0016－07 论及新文学的渊源，要么远祧明末，被认为是“童心说”、“性灵说”的张扬（注：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30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要么被说成是新文化运动干将努力为之的结果（注：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150 页，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而对距此不到10 年的维新派的作用言而慎之，认识不够，即使有人谈及，也多从文学改良与挽救清政府衰亡之命运方面入手。不仅如此，更少有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革新主张与新文学的形成关系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这一切都影响了对新文学源流、成因及其特质的准确把握和认识。为此，本文立足晚清民初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和对话的历史背景，从文化传播和文化参与的视角来探讨新文学萌芽的要素。新文学的发生，不是20世纪初一帮留学生振臂一呼，于一朝一夕发动起来的，它在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派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果。晚清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剑与火在刺伤国民自尊的同时点燃了域外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的导火索，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想几乎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同时成长，势如破竹。这一切都使得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系和坐标。由文化传播而导致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趋势，催生了新文学，并不断支配、影响着其变革的流向，这是20世纪初新文学发生、演变的基本形态。 一、传媒与文学传播通道的变革 曹聚仁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注：曹聚仁《文坛五十年》8页、8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此话一语中的。新文学从萌芽、发生以及之后的演变都是与报刊息息相关的，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也可以说，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所以，为论述文化传播与新文学的关系，首先得廓清这一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 中国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一种传达君臣间消息、官员迁谪信息的政府机关报。但是，近代以来的现代报业却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动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过程伴随着入侵的枪炮带给了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可笔者还是认为传教士在这一点上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人为地缩小、回避其在报刊史上的地位，极不利于对新文学渊源的考察。 1815年8月5日，转道美国历尽周折到达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3年，传教士麦都士与郭力士先在广州，后迁至新加坡出版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曾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称：“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注：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载《国闻周报》1927年4卷5期。）叶继元在《核心期刊概论》中把中国期刊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其中萌芽时期（1815－1890）的期刊大都为外国传教士所办。1860年以前，只有8 种宗教性期刊（这与戈公振文章中提到的数字一致），至1890年，共有127种。 书中还转载了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于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其中提及76种报刊的名称，40种是宗教性质的，36种是世俗性的（注：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2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尽管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数目无法准确统计，但其在华创办报刊的大致轨迹还是可以清楚看出的，绝非文化侵略一语可以盖过。传教士作为文化人士的互动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从宗教传布到自然科学知识、域外时事新闻、经济活动、文化习俗的报道，均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它不但是维新前中国士大夫借以了解域外文化的窗口，而且直接影响了维新变法的发生及又一个办报热潮的来临，尽管它在早期曾受到官方和士大夫的排斥与抵制。 中国人自己主办的报纸，滥觞于林则徐。林在广州组织人员根据外国人的报纸编译了《澳门新闻纸》，并摘录汇编《澳门月报》。作为在近代史上有所作为的清廷官员，他已悉知报纸在传递信息、了解世情方面的作用。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报刊如雨后春笋般产生。1897—1898年两年内，创办的报刊达104家（注：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1896年《时务报》创办至1911年，中国各地创办的报刊（包括海外华文报刊）多达1600多家（注：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神速，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势衰微，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力图救国于危难之中的封建士大夫从传教士及外商办的报纸中窥见了报刊在政治活动中的功用，从反对、敌视进而走向参与报刊的创办，以此传播思想，介绍域外文明，开启民智，实现政治图谋。甲午战败，洋务派的强国梦破灭。亡国灭种的沉痛反思使士大夫们再次对域外文明产生深层关注，而不再把对域外文化的学习限于技术移植，报刊的功用因此得到重新审视。之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报刊当作实现政治图谋的工具加以重视、倡导。柳亚子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波尔克谓报馆为第四种族。拿破仑曰：‘有一反对之报章，胜于十万毛瑟枪’”。（注：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载《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梁启超认为“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维一切文明之母”，他主张“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注：梁启超《本馆第100 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一百期，1901年12月21日。）。视报刊为治国之利器，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报刊的数量看出。清廷也在“庚子事变”后，科举改试“策论”，糅合了“报章体”——一种新兴的报刊文体。这一切都是报刊业蓬勃兴盛的主要原因。其二，传教士与外商所办报刊为维新派、革命派倡导的报刊业勃兴提供了办报经验，甚至说培养了办报人才。“中国近代的报刊大多经历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先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外文报刊给外国人看，然后是外国人创办中文报刊给中国人看，最后是中国人自己办中文报刊给中国人看。”（注：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此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报刊师法传教士们所办报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维新派倡导变法，深受《万国公报》刊发的李提摩太撰《新政策》、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和《文学兴国策序》、李佳白的《改政急便条议》等文章的影响。1895年维新人士在北京创办的刊物定名为《万国公报》，不但名字与传教士所办报名相同，而且多数文章取材于前者，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变法主张是以域外文明邦国的历史和现状为参照系，这很有见地。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务印书馆，其主持人夏瑞芳幼年入教会学校学习，18岁入教会报馆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捷报》做排字工头，后与妻兄鲍咸恩合资创办商务印书馆。商务大股东沈伯芬为天主教徒，商务内部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教徒，人称“教会派”，他们所受国外报刊的影响可见一斑。186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首次采用外国报纸形式编排，不再采用书本形式。因此，早期的报人多是传教士、外商所办报刊的职员、主笔，后来才独立办报。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学习之前，报刊早就先行一步，其文体的简洁、通俗、立体化就是向外报学习的结果，从而迫使中国传统文体首先在报刊中失去市场。第三，印刷技术的现代化是使报刊、出版业勃兴的又一主要原因。上海开埠的翌年，传教士麦都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采用机器印刷。据载，书馆拥有一架铁制印刷机，用一头牛拉转机轴，日印四万余张（估计这是夸张说法）（注：参见王韬著《瀛海杂志》卷六。）。1861年11月，英国商人匹克乌得创办《上海新报》，铅字排印，机器印刷，在外观上摆脱了线装书的形式。1897年，《申报》用了华府台单滚筒机，用电气马达拖转，每小时可出一千张，报纸销数大增。1900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在国内采用纸型技术。印刷技术的近代变革和与世界的接轨，既可以降低书刊成本，又可以增快传播速度，促进文化普及。例如一部《通鉴辑览》木刻本，老书坊售价非一、二十元不可，商务的铅印本，用有光纸印刷，售价不过二元几角，因便宜而畅销一时，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