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世纪，储存了我们太多挥之不去的沉重的记忆；就在它行将谢幕隐去的时刻，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仿佛是站在暮色渐渐四合的星空之下，那轮曾令我们渴望亦令我们不安的骄阳，无论如何都只能成为一种追忆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于是，关于记忆的追溯开始壅塞整个时代心灵的空间，流逝潮水的浪花又重新拍打着人们的心岸。的确，世纪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适合回忆的机会，蓦然回首于此时忽变为独具魅力的姿态。这个时候，我们再也无法固守自己的矜持，总觉得应该对过去说点什么了，更何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恰逢半个世纪灵魂之旅的终结，因而又似乎多出一重言说的理由。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说些什么呢？又从何说起呢？在有意无意之间，本文选择了小说，试图由此打捞出五十年文学中些许值得重温一遍的小说事件。当然，这种重温之举绝不是为了过去本身，其旨仅在于时下和将来。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白这一目的实现可能性的现实处境却是多么的不利。 因为对于五十年来中国小说的言述，理应是一项梳理经验的总结性工作，它的历史性动机决定了它不得不要以一种自觉的历史感来支撑。然而，在如今后现代主义消弭历史深度的强烈冲动之下，我们的历史感早已是支离破碎；此外，这种历史感在卢卡奇看来，是必须要以民族、阶级和国家等宏大话语作为依托的，而我们所正在遭罹的处境却是这些宏大话语的纷纷碎裂，被代之以极端化的个人心灵独语，无人愿意亦无法再整合那些宏大话语的碎片了。整体的宏大历史感已经被肢解成零星的个体审美记忆，历史在此刻是被当作一种审美对象而挽留于现实此在里的。当下这种历史消费时尚决定了历史消费者之于历史只存在纯粹的消费行为，并不承当认知的义务，历史终于沦落为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个人独享资产。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五十年来中国小说的言述，极有可能会变质成个人化的矫情怀旧。本文所力图回避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否则，它的写作又能够有什么意义呢？ 国家关怀·身体原罪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即刻使整个华夏民族陷入群体狂欢式的兴奋状态，一种“新中国眩晕症”开始迅速漫染开来。面对它的强猛侵袭，每一位国家公民都变得脆弱不堪，因而这个刚刚获得崭新主权的国家，得以十分顺利地营构起一个划时代的神话。所有于此时诞生的文学，无不自觉地参与着对这一国家神话的维护。表现在小说方面，就是对历史的重新演绎以及对现实的政策性阐释。事实上，任何一种新生政权的创建，首先都要面临改写历史的紧迫任务；对于历史的改写不单意味着权力的占有，更意味着权力的巩固。新中国小说之于历史的重新演绎，正是基于这一前提的暗示。它在国家政权所认可的阶级斗争这种历史内涵界定范畴之内，执着而又谨慎地疏浚着并不畅通的历史河道。 马克思恩格斯“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成为此刻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历史取景框。阶级斗争的硝烟弥漫着整个历史舞台，你死我活的残酷厮杀将历史本身置于狂热的激情之巅，理智的反省与人性的光斑均被遗忘在了历史话语之外。偏执的历史消费倾向里尽是杀机四伏的危险行动，全无充满狐疑的思索和沉默。无论是现代史抑或古代史的书写，都习惯于让我们目睹的是行动的冲突，而非心灵的挣扎。所以，关于战争的叙述便成了历史的主流叙述。在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以及梁斌《红旗谱》等追记中共革命史实的文本里，我们不难看到，同战争本身有关的外部冲突描写充斥于始终，而战争背后的个人生活却被无情地忽略了，战争的胜负结局才是小说所要给予关注的根本焦点。即使如姚雪垠《李自成》这类书写尚无阶级意识时代的历史文本，也不过是为了映证一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先进性，依然没有真正照顾到这场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波及的百姓日常生活。 同样，这一时期小说对于现实的阐释，与其对于历史的演绎存在着目的上的根本一致，即都是意欲将被共和国所激起的真诚冲动，转化为一种能够支持其政权平稳运作的有效现实力量。大量切合现实生活的作品，其出发点不是为了表达作家对行而下此在的个人化关注，也不是出于对寻常民众命运的使命性忧患；乃是作家依据国家政策重新编组现实语码的自觉欲望。此刻的现实已不是生活的既有秩序，它是经由政府组织通过权威方式规范的应有秩序，是被重新定义之后的现实。现实不再是你所看到的，而是你所理解的。理解的根基是建立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之上的。作家在现实中的境遇，就是如何才能把国家政策的精神全部注入进民众生活的血脉里，使广大民众乐于积极配合国家政府的指令。这就需要作家在理解现实之前，首先要正确理解国家政策的深刻蕴意，否则，他就难以传达出潜藏于生活表象之下的真实现实。可以说，小说这时对于现实问题的揭示，更多的是停留在政策的理解及贯彻上的。 柳青《创业史》、赵树理《三里湾》等反映农村合作化艰辛进程的小说，与其说是在如实描摹新中国初期的农村现状，倒不如说是在为国家农村政策提供某种现身说法的形象化典型。它们对解开旧社会系在农民身上的心理死结，起到了相当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小说是通过政治介入的方式，直接参与进民众生活之中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与现实，一直在经历着政治话语的过滤和塑造；小说要想直面生活，就不能不同时直面政治，又何况政治以外的生活始终是被认作危险的禁区，令作家们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