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报告小说”、“纪实小说”相继行时，一度引起关注和讨论，有些论者还将原本作为实录文学或一般小说发表的作品追认为“纪实小说”，以扩充阵容，壮大声势，俨然构成文学门类的一个“新种”。其后又有“非虚构小说”，名目更奇，却没引起大的反响。 “名者实之宾也”，给一篇叙事作品安一个什么文体名目，与其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似无关紧要。但它关乎读者的接受心理，从而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如果那名目不是编者所加、评者所赠，而是作者事先拟定，则要影响创作心态，影响写什么和怎么写，从而关乎作品的内容、样态和艺术价值。笔者对“纪实小说”一类名目向有疑惑，难于认同，现就涉猎的相关作品略述管见，呈教于大方之家。 一、勿谓纪实为小说 对当今“小说”文体，虽有不同的理解、表述，但无不承认其共有的某种虚构性。全无虚构成份，也就不成其为小说，而属与小说对应的各种纪实文学。因此，将完全不事虚构的纯纪实之作称为“小说”，不仅给人以张冠李戴之感，也会降低它在读者心目中最受重视的真实性。数月前读到《中国作家》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刘心武的“长篇非虚构小说”《树与林同在》，觉得内容确很真实、亲切、自然，不见任何艺术虚构的刀痕斧迹，大量综合性叙述与分析自不必说，对主人公和某些场景的描述也朴实无华，没有小说家的雕琢之笔，虽在“阅尽人间春色”题下对任众攀登山崖的思绪刻镂较细，但那是“笔者与任众交谈的共鸣中，一起升华出来的”，并非向壁虚构，未出纪实文学允许的范畴。这与作者另一些题作“纪实小说”的作品明显地加入虚构人事很不一样。但它何以也被称作“小说”呢？我于是想到主人公的名字或为虚拟，如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那样。但我错了。日前在书店徜徉，见到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树与林同在》单行本，内有多幅主人公任众的照片，是以说明它是一部以真名写真事的地道纪实文学，是一部罕见的为普通人立传之作，具独特价值和开创性决非小说的衡器所能称量。冠以“小说”名目，非但名不符实，还会产生误导，对读者理解作品并无益处。 前苏联斯·阿列克茜叶维契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和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都是作为纪实文学发表、出版的。三位作者长年奔波，四处采访，为数以百计或数百计的采访对象录音，并作笔记，两部作品就是那些口述实录的剪辑、整理和艺术加工，其间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激情，却不掺入任何虚构，张、桑和期刊编者们恰当地名之为“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文学之一种。有些论著却将这两部作品追认为“纪实小说”，与那些用假名写真事或用真名写假事或既用假名也写了假事的具有明显虚构性的小说归在一类，相提并论。如此忽视文学品类之间有无虚构的重要界限，混淆纪实文学与小说的主要分别，不仅导致文学分类的混乱，也无助于对作品价值的理解与评判。 对于全无虚构的《北京人》等，为什么不像作者和编者那样实实在在地称之为“口述实录文学”或“纪实文学”，而定要另给它安上一个主词为“小说”的令人“颇感陌生”和费解的名号呢？我总希望论者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让人明白此等“实录”到底有什么小说品格。但论者好像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须浪费笔墨，反倒大讲其突出“纪实”、如何“平实”、“对职业文学技巧的否定更彻底”等与小说大相径庭的也是不言而喻的纪实“特点”。这种情况也告诉我们，《北京人》等实录文学并没有小说的本质特征，还是不叫它“小说”为好。 纪实文学也要发展和创新，“口述实录文学”就是它的新品种。从前的纪实文学家族，有传记、报告、回忆录、访问记、各种小品及生活素描。这些样式都有某种“实录”内容，但由于记忆和笔记的局限，对场景、细节不便多作描绘，对采访对象的长篇口述更难完整记述，否则就显得不真实，乃至羼入小说家之笔。便是被汉代史家赞为“实录”楷模的《史记》也被后世学者指出许多想象成份和有别于“记言”的“拟言”文字，这也是这部伟大史书同时又是文学经典的重要因素。近世报告文学、回忆录、访问记等也是这样，难于大铺大展，细画细描，引录人物话语较短较少。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不用合理想象，以求增加作品的具体性、完整性和感染力。但从录音机、录像机广泛使用以来，上述情况有了重大变化。如有必要，作者可以把采访对象的谈话、所要表现的情境借助这类现代化工具“还原”成口述或描述的实录文学，无论多长多细，都不影响“实录”的真实程度，无需借助想象弥补记忆的空白。《北京人》等展示的主人公谈话，远比以往的传记、报告文学、回忆录更完整、细腻，乃至繁琐，却比《史记》以来的任何纪实文学都更真实，更具实录性，从而成为前所未有的纯纪实文学。这种作品的某些部分，叙事样态或同小说拉近了距离，而其高度实录、不事虚拟、“对职业文学技巧的否定更彻底”等本质特征使它与小说的距离更远，是更地道的纪实文学。斯·阿列克茜叶维契多次谈到她用录音机采访那些当年曾投身卫国战争的苏联妇女，努力“把她们那生动的声音用录音磁带以及尽管单薄但却比最博闻强记的头脑更可靠的纸张保存下来”，以求作品具有文献的真实性。桑晔也说：“我们之所以选用口述实录文学的样式来写一百位普通人，是因为这种体例更近真实，它能使文字与读者、内容与现实之间的空间缩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录音机和录像机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纪实文学的真实价值，也为其发展和创新开出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