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往昔：逐“新”情结何以难消解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挤压下，中国的小说创作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挣扎。寂寞的文场上，小说家们有着极为悲壮的超常表现：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潮汐不断涌流，一个接一个的“炒红”作品风靡文坛，一个接一个的新人递领风骚，一个接一个的小说旗号此伏彼起，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林林总总的小说创作潮流中，一批标新立异的“新”字号思潮给人们带来了高远的期许和短暂的激动：新历史、新都市、新乡土、新市井、新女性、新军旅、新知青、新体验、新状态、新武侠、新法制、新闻、现实主义冲击波（当然是新现实主义的！）……“你方唱罢他登台”，甚至“你没唱完他上台。”走马灯式的小说更新，快节奏的自然淘汰，使小说园地喧嚣动荡，使作家读者目迷五采。在这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对小说的走势当然难以作出科学的扫描与梳理，当然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与评估。这真是中国小说的“春秋战国”！其实，对这种态势作出巅峰也罢、低迷也罢的结论，显然都失之简单与武断。在尘埃落定的世纪末霞光夕照中，当务之急倒是应该检视、反观一下，抑或是追溯、探寻一下这种小说创作的浮躁病源。病源清晰了，才能通过对个案的剖析举一反三，才能为这十年的小说潮流作准确定位，才能对浩如烟海的小说文本作恰切评判。 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将审视的眼光投向了肇始于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力图通过对新写实小说崛起的时代因缘、艺术品位、阅读效应、文学影响的探索，总结其成功与缺失，为小说创作的跨世纪腾飞提供殷鉴。 应该说，在那时的文坛上，再没有比新写实小说的处境更尴尬的了。接连不断的研讨、铺天盖地的宣传、读者颇高的期望，与天南海北难布战阵的艺术群落、千呼万唤终难面世的宏篇佳制，形成了那么强烈的反差——这些，铸成了新写实小说当年的现在时态势。作为新写实小说的那些主将，无疑也处在焦灼之中。他们如同一度为国人抱憾的运动员一样，虽然想重抖雄风，一鸣惊人，却总是难以超越昨日的辉煌。种种情势说明：新写实小说远非成熟的流派，过高的评估无助地于它的发展；它是亟待实现自我超越的、仍需不断调整完善的小说艺术。历史证明，恰恰是对它的浮夸，浓化了作家们的逐“新”情结。 历史契机：被拖下产床的“宁馨儿” 新时期以来，在奔涌澎湃的文学海洋中，新潮评论家们无疑是推波助澜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敏感洞幽烛微，捕捉着文坛的蛛丝马迹。呼唤着一次又一次的文学轰动。评论家们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确实功不可没，然而，渴望标新立异、追新逐奇的敏颖和急切，又常常使其有揠苗助长的举措。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文学倾向刚刚浮现，评论家们就争相论证和认同，似乎不这样不足以显现评论的睿智和品位。于是，新时期文坛上就涌现了“茫茫九派中国”的诸多文学现象或文学流派，使人目不暇接。这些，有的是对存在的天才发现，有的不过是虚光幻影、过眼云烟，有的则是刚刚萌芽的胚胎。对新写实小说的发现，当属于后一种。 1987年，历史为新写实小说的脱颖而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当时，小说创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步入了必须转轨的临界点。一方面，肇始于1977年的伤痕、反思等现实主义小说逐渐开始落潮，不见了当年恢复现实主义、返归作家主体时的声势。它对现实生活那传统的把握方式，在审美创造中那刻板趋同的范式，使其失去了初始的轰动效应。小说创作的主体，那批归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生活的库存和艺术的创造也都需要补充和调整。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考查，整个社会已经处于接受饱和点，原有的共振度已经很难与读者新的审美需求相契合。另一方面，闯入文坛的小说新生代所奉献的探索成果，例如先锋小说、寻根小说等大受冷遇。他们在欧风美雨中得到的艺术启蒙和借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那些波诡云谲的小说技法很少被大家认同，难以形成“召唤结构”。这样，小说的输出与接受出现了断层，作家的主体热情与读者的阅读效应呈示了落差。对此，作家忧虑，评论家更忧虑，迫切希望小说调整自己的视角，热烈呼唤迥异于前者的新体小说出台，以迅速打破雾重难进的寂寥和沉闷。 就在这时，武汉的两位女作家方方和池莉分别发表了《风景》和《烦恼人生》。敏锐的评论家一下子嗅出了嬗变的信息。那惊喜过望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小说的非同凡俗以至戛戛独造之处就在于，它们把焦点对准了芸芸众生、平头百姓，赤裸裸地展示了他们的生存本相。这在当时是颇具冲击力和刺激性的。你看，现实主义小说多是在讲述过去的存在，咏唱那理想的歌吟；寻根小说在溯源那洪荒的往古，倾吐怀旧的情结；先锋小说常把读者引向黑暗的真空，探求精神的荒野，而《风景》、《烦恼人生》则描绘了人间烟火、平民百姓的人生风景线，叙说了凡夫俗子的辛苦遭逢。可谓“生正逢时”！兴奋不已的评论家们匆匆将尚没定名的“宁馨儿”拖下产床。艳羡至极的先锋作家们也纷纷加盟。一时间，似乎小说结束了“烦恼人生”，前方出现了绚烂的“风景”。 除此，读者期盼的社会心理，也是它早产的原因之一。首先，平民追求的务实心理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曾被曲解为急功近利式的图解政策和阐释理想，小说中的生活离读者越来越远，典型人物使读者越来越陌生，由此，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加之改革在中国引起的巨大震荡，广大读者再不象从前那样沉湎于理想的陶醉之中，务实心理得到了普遍强化，这就使平民的艺术追求急剧膨胀。因此，当展示了平民人生的作品问世，当平民们须臾难离的油盐酱醋、生老病死乃至物价、工资、住房、资金、子女、爱情、性等问题出现在作品中时，他们必然投以极大的关注。其次，自我价值的观照心理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马克思说过，所谓审美，就是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对于小说的阅读，也是如此。不少读者就是通过阅读作品来直观自身的。在直观自身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透彻的感悟，从而确立新的人生目标，借以实现自我价值。以平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恰恰给了他们这方面的满足，这怎能不使新写实小说洛阳纸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