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学作品的真实都是写作者对世界、生活以及人自身的感悟、体验的艺术传达。随着历史境域、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文学真实必然要发生相应的裂变。与共名的80年代相比，无名的90年代的小说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真实时代。8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追求真实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外在性，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的思索与探究。与此相对，90年代小说推崇真实的个人性、主观性和内在性，倾心书写个人对世界、生活和生命的独特体验与领会，着力突显个体生命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以本真自我的内心感触作为评判真实与否的唯一尺度。它具体体现在先锋、新写实和新生代的小说创作中，先锋和新写实的真实观都是对80年代传统真实观的刻意颠覆和精心反叛，新生代则是对先锋和新写实的双向继承与融合。 一 以苏童的《妻妾成群》为肇端，先锋在90年代陆续踏上了“意义”写作的归程，如此转向是先锋文学追求的必然结局。8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先锋作家，如苏童、余华、洪峰、格非、孙甘露、北村等并非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是艺术形式本体论的真正信奉者和坚守者，他们只是出于对原有小说真实不满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和姿态。在开放的时代精神氛围里，在对所处现实生活巨变的深切感受中，在流派纷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强力冲击下，先锋们认为，80年代文学对真实的描绘是不真实的，是对人生的一相情愿的粉饰，他们要还真实的庐山真面目。然而，要想确立自己的文学真实话语，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消解传统的真实语境。对此，先锋采取了“两步走”的谋略来达到其目的，即先撕裂、剥离原有的，再确立、建构自己的真实观，而要从根本上消解原有真实观的“领主”地位，彻底摧毁其意义堡垒，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瓦解原有的叙事话语范式。在先锋们看来，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的世界的界限，我们只能借语言来遭遇世界，编织一种话语就意味着想象、勾勒一种可能的生活世界，反言之，消解已有的话语方式就预示着对某种现有的真实范式的颠覆和反叛。所以，先锋们就以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形象涉足文坛，与8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争夺真实话语的表述权，他们放逐“意义”，中止价值判断，精心建构语言殿堂，全力营造形式的迷宫。《访问梦境》、《河边的错误》、《请女人猜谜》、《谜舟》、《褐色鸟群》、《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以及《五月的黄昏》等都是这一观念指导下的产物。北村这位麦田里的最后一位守望者于1993年发表的《施洗的河》标志着先锋高举的艺术本体的大旗成了远去的白帆。这说明，外围的解构工作一经完成，就立马重返意义写作的征程。 那么，先锋要消解的真实是什么？是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观，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以王蒙、刘心武、蒋子龙等为代表的这批作家坚信，在当下的现实中，必定蕴涵着诗性盎然、完美无缺的人生场景，人生的旅程既有历史的不尽沧桑、现实的难言之痛，又有未来的无限风光。文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现实生活中那昭示未来、体现规律的东西从时隐时现、朦朦胧胧的状态提升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境地。怀此信念，人生的艰辛、生活的磨难绝不会使人陷入绝望的深渊，相反，人能在愁苦忧伤的心弦上弹奏着豪迈、旷达的人生欢歌。8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虽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并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尺度，而是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指归，小说中的人物是一大群大写的人，他们高扬理性、理想和人性的大旗，脚踏实地、回眸历史、展望未来。凝重冷峻的批判精神、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执著坚韧的理想追寻、振兴民族的热切心愿构成了其文学真实性的核心。 步入90年代，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的确立、个人生活空间的拓展，先锋开始构筑自己的文学真实大厦，正如北村所言：“面对一个空心的精神事实，如果对技术的热衷胜过了对拯救的盼望，不但是浅鄙的，而且近乎是一种罪恶了。”（注：《伊甸园之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一期。）在先锋们看来，人生的秘密既不在现实也不在未来，而在人的历史中，穿越历史，就可彻悟人生真相、揭开人生奥秘。因而他们不描写现实，不憧憬未来，他们只想象“历史”。先锋的历史小说与传统的“史传小说”、“革命历史小说”迥然有别，它不注重历史事实的真伪、历史年代的确切与否，将历史个人化、心绪化，历史成了作品人物活动的宏大远景。余华的《细雨与呼喊》、北村的《施洗的河》、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怎样的人生才是最真实的？先锋的理解和把握同传统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先锋们认为，人生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生命的进程是“预定”的必然，恰恰相反，生命充满了无数的、难以设想的偶然，一切都无法预料，人注定要被无形的神秘力量所左右。先锋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内容，没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只有超越物理时空的人物意识的自然绵延，以此来描绘真实的人生画图。逃亡—抗争—死亡或逃亡—抗争—还乡是其人物相对固定的模式，孙光林、刘浪、五龙以及端白等人物永远处在命运的无常之中，反叛、抗争这一切都是西绪福斯式的劳作。人物一方面要历尽坎坷逃离他所处的家园，因为此家园是人生的炼狱，另一方面又要费尽周折去寻找家园，因为彼家园是人真正的伊甸园，但是又觅而不得，在寻觅期间，灾难、罪恶、死亡如影随形地陪伴着他，个体的生命如同一片落叶，四处飘零，无处皈依。刘浪在沉思宗教，端白在细读《论语》，生命的归宿不过是由虚无的破砖碎瓦搭建起来的海市蜃楼——无望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