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的晚生代作家群已经引起文坛广泛的关注，对晚生代小说创作的评价也可谓众说纷纭（注：晚生代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个小说创作群体，其成员大概包括何顿、邱华栋、李冯、鬼子、沈东子、韩东、朱文、丁天、林白、陈染、徐坤、海男、张欣、张梅等人，评论家陈晓明、张颐武、王干、马相武、李洁非、王彬彬、洪治纲、林舟等都曾对晚生代小说创作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 许多人都注意到晚生代小说创作与中国90年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这大体是不错的，只是过于浮泛。在这里，我想把晚生代小说思想内容概括为5个方面，它们是时间奇观、成长历程、时代新人、 人文思考和全球体验。 时间奇观是一个相对于空间奇观的概念。在寻根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中，小说家常常隐去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以一种共时态的方式展开故事，读者无法在这些小说中把握时间流程，历史动向。这些小说也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展示了中国千奇百怪的风俗民情和神秘文化，这些风俗民情和神秘文化植根于古老的中国大地，具有明显的空间性，被称为空间奇观，抑或中国奇观。在描绘空间奇观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以及高度凝固保守的状态也因此得以表现。时间奇观恰恰相反，它打破了凝固保守的时间格局，尽可能展示日新月异的历史进程。生活节奏的加速使时间日益成为人们心目中至为重要的概念，人生百态、社会万象也在时间的推移中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对于当代中国读者而言，这些人生百态、社会万象属于昔日未曾见闻的新奇事件，而这些新奇事件又是在90年代这个特定的时间流程中泉涌而出，故对之进行时间奇观的命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生代之前，先锋派作家虽然也置身于拥有时间奇观的中国社会，但他们似乎对这些时间奇观持一种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态度。他们更乐于表现那些时间标志暧昧的生活题材，或对历史抑或稗史保持特别的兴趣。即使是新写实作家，虽然以写现实生活题材见长，但他们的现实生活题材也多侧重于一种相对保守凝固的状态，即所谓体制内生活。至于体制外生活，最能裂变出时间奇观的生活状态，多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直到90年代晚生代浮出海面，时间奇观才在小说家笔下大量涌现。 那么，晚生代小说家笔下的时间奇观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这里的时间奇观首先指的是中国近20年飞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昔日曾有中国作家都是农民作家，只长于写乡村，不善于写都市的说法。典型例证是贾平凹写《废都》，本意是由乡村题材转为城市题材，但结果给人的感觉是把城市写成了乡村。但是，这种局面到了晚生代终于被改写。大多数晚生代作家都是典型的城市作家。如邱华栋之于北京，张欣之于广州，何顿之于长沙，一座座现代都市在晚生代笔下羽翼渐丰、气象渐成、品格渐显，时间奇观的最大综合表象就是一个乡村中国转型为一个都市中国。 都市的流动性、开放性恰与乡村的凝固性、保守性形成对比。都市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充满活力、敏于创新，而且也可以藏污纳垢、滋生腐败。在晚生代笔下的都市里，充满了诸如全民经商、文人下海、官场腐败、情场游戏、股市风云、娱乐场狂欢等90年代特有的时代风景。甚至像卖淫嫖娼、走私贩毒、斗殴犯罪等社会阴暗面也在晚生代作家笔下得到冷静客观的表现。在个别晚生代女作家笔下，还出现了同性恋等人性特殊领域的描写。与中国当代前面40年的文学作品相比，晚生代作家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生万象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带有鲜明的90年代印记，称之为时间奇观当不为过。当然，所有这些时间奇观，表面看是弥漫于都市空间，流行于90年代，实质上则植根于人性欲望，是人性欲望得以释放的结果。这里的欲望多体现为对金钱、性、权力、暴力的欲望。晚生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常常被金钱的欲望所主宰，被性的欲望所困扰，对权力充满向往，常常葬身于司空见惯的暴力事件中。正因为晚生代笔下的时间奇观与人性欲望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晚生代作家将叙事目标大面积地投向平民生存原相，投向人自身生存的各种庸常现实层面时，一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便被逐渐确立起来，这不仅表现在以何顿等人为代表的对金钱利益的执著认同和崇拜，还表现在大量性意识小说的勃兴与泛滥。”（注：洪治纲、凤群：《欲望的舞蹈——晚生代作家论之三》，载《文艺评论》1996年第4期。 ）把这番话中隐含的道德否定内容去掉，应该说，这个判断还是基本合乎实际的，它表明晚生代时间观的深层蕴含的是欲望化的叙事法则。 人性欲望一旦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它造就的就不仅是时间奇观。在奇观化现实异彩纷呈的同时，细心的读者还能从晚生代作品中感受到茁壮成长的现实历程。所谓成长历程，既指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成长历程，又指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人的成长历程。晚生代作家把现实中国纳入自己的观察视野，晚生代作品有不少可称为成长小说。何顿的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从50年代写到90年代，既写出一代人令人吃惊的文化状况，也写出了这代人兴于没有文化、毁于没有文化的命运遭际。像冯建军这样的文化赤贫，虽然也兴旺于一时，但不过昙花一现，历史以其不可抗拒的规律向前滚进，冯建军这样的落伍者只能被淘汰出局。个人落伍了，反衬出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无论作者对主人公寄予怎样的同情和理解，社会的成长已是显在的不争的事实。同样，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从1976年一直写到1996年，20年的故事情节恰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2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作品中的人物生活里，却经历了从领袖崇拜到金钱崇拜的巨大心理跨度。这个巨大的心理跨度与社会历史跨度合二为一。在这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成长历程也得以展现。在《耳光响亮》的开头和结尾，东西有意制造了两个隐喻，开头是叙述人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走过20年的历程。然后小说的主体部分就是这20年的社会历史、个体人生。结尾则由作品中一人物金大印告诫众人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这两个隐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中国20年的成长历程作了高度符号化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