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衡量无产阶级文艺的标准，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和阶段，标志着中国文学走向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学的总体风貌诚如毛泽东所概括的那样：“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然而，我们也不能讳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尺度等对文艺创作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理论命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审美发展和生成的严格制约和苛刻要求。既然无产阶级的理论要求文学艺术家们为人民大众而创作，那么这就要求作家们必须认真面对人民大众文化层次较为低级的严酷事实，这就要求作家们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到充满泥土芳香的场景之中。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时代背景之下，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审美文化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审美视角的改变必须依赖于创作主体内在的自觉皈依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当代众多的文艺工作者由于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在这种特定的时8刻对这种政治环境的适应就远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激进的政治体制、硬性的文化政策以及落后的文化环境，却促使那些自觉或不自觉的作家艺术家们必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恪守这时代的统一要求和集体的共同意愿。我们已经说过，在毛泽东《讲话》的指引下，中国文学无疑已步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作家们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文艺实践纳入到了一个时代需要的大众化的轨道。也就是说，在鲜明的政治立场的统摄下，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要“镜子”式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具有革命性倾向的社会和人生，而且要表现出一种对革命理想积极追求的昂扬向上的情绪。然而不必否认，这是对于政治的甘愿认同。这种认同，扼杀了作家艺术家们在艺术审美上的独特选择，因此在政治指导下的审美形式和功利色彩便成为了作家艺术家们内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意识，他们纷纷在对时代、政治之于艺术、审美的苛刻要求和认同前提下进行着艺术实践。 建国以来，当代中国文坛向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发起了一连串的攻击和声讨，文学创作也频频受到了诸如“难道我们的工农兵就是这样吗？”的疑问和责难。因此，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入到了一种只能描写“新人新事”、只能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机械的模式之中。通观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在思想观念上陷入了一个只能表现通体光明事物和描绘“高、大、全”形象的窠臼，在形式技巧手法上坠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深渊。一些极左的文艺理论家们在一场又一场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又善意地曲解着文艺思想的有关内容，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一步一步地引入到了单纯地充满着政治功利性色彩的“工具论”范畴。在这种歪曲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世界观的指导作用放置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作家艺术家们的具体文学创作实践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被“阶级斗争支配一切”的因果命题和理论模式所支配。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一旦离开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作家艺术家们就写不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整体的文化规范和时代要求，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几乎没有人敢打破和冲撞这种理论模式和创作规范。因此，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从局部上讲陷入了一种对现实进行“京剧化妆式”的粉饰阶段。作家们不敢贴近现实，亦害怕走向人生，总是与现实、人生保持着一段若即若离的距离，以致整个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没有直接、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缭绕文坛的是历史的尘埃和烟云。文学不能“干预生活”，文学不能针砭时弊，文学不能逼近现实生活中的灰色和人的心魄灵魂。若越雷池一步，立即就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浪潮所吞噬乃至所扼杀。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李国文的《改造》、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李威仑的《爱情》、宗璞的《红豆》、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郭小川的《望星空》、吴雁（王昌定）的《创作，需要才能》、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几乎都成为历次文艺思想斗争中攻击的目标，它就是对所有文学艺术家们的一种威胁和警告。 总之，由于当代作家那股强烈而又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化审美艺术观，由于当代作家不是以艺术家的身分来观照现实，而是以革命家或政治家的眼光来判决是非，并把这一是非价值的判断过程和判决结论，直观地套入文学艺术的营构之中，这就形成了对当代中国作家文艺创作的种种限制或制约，也就决定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一种模式化艺术规范的形成。 二 首先，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选择的文学背景几乎形成了惊人的同一性。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诞生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进程。刚从苦难和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大众，虽然还面临着种种思想上的矛盾、困惑和物质上的贫穷、困难，但却走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大都从革命要求出发，深刻反思过去，力求脱胎换骨，设法跟上新时代，带着蓬勃的青春朝气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斗争精神，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历来那股弥漫在文学艺术天地里的为摆脱物质或精神苦难而斗争的阴凉气氛，从而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种充满着希望、洋溢着光明的欢乐情绪。勿庸置疑，这种新的精神状态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历程的新的起步和开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规范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定了文学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从而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这都推动或限制着文学创作切合或迎合着政治或时代的要求。作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写的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实际革命斗争中发生在中国人民身边的事情，如火如荼的农民斗争，你死我活的战争场面，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这些事情本身的价值又与时代提出的政治要求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因此，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无一不是在政治意义和时代命题规范的事件上取材，也无一不是摄取这些特殊题材或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斗争意味，而很少去发掘政治题材蕴藏的人情或人性色彩，从而造就当时或后来的接受主体由此获取的感慨或启悟是几乎清一色的政治式的说法和教化。 我们以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个案，对于上述观点就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和认识。美国侵略朝鲜，正当中国人民欢欣鼓舞、高唱胜利凯歌之际，因此这种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命安危的行径，自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从而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坛新的画面的出现。也就是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不管是亲身体验了战争生活的作家，还是那些只是通过新闻媒介或道听途说了解些许战争气息的文人，无一不是在上述意义上取材，抗美援朝的题材以及这个题材本身的政治色彩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压倒一切的主题，但却不能挖掘这个题材政治意义以外的任何其它诸如人性、爱情之类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