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一批小说家专注于重建世俗世界，着力表现凡人、凡俗的生活，再现生活的原本色相和人的原生状态，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所不同，他们的作品因此被称为“新写实小说”。而池莉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她的小说创作所体现的鲜明的世俗化倾向成为新写实小说创作的标识，同时，也预示着九十年代文学精神的变异和分化。 一 池莉在创作中站在体验者、观察者的立足点上，从理想彼岸的想象回到现实此岸的审视，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主要视角。正如她所说：“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入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观点。”（注：池莉.我.花城.1997（5）.）因此池莉的创作视点下沉，鲜明地体现出“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倾向。 在对平民世俗生活的叙述中，池莉选择了“细节仿真”的切入方法，注重对现实日常生活进行精确的模仿和复制，但又并非简单化的“镜子式”的表现手法。池莉认为自己的小说“全部都是重建的想象空间。不要在读小说的时候犹如身临真实生活就认为作家是站在大街上随意写的。有一种想象叫仿真想象，它寻求的是通过逼真的诱导，把鼓点敲在人的心坎上。”（注：池莉.想象的翅膀有多大.池莉文集（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从池莉的作品中， 我们可见她对现代人的生活苦相和窘态的揭示均借助于大量的平民化生活的日常琐细细节，而且突出强调真实性，诱导读者进入仿真想象中，从而与作品达成默契。比如她的代表作品《烦恼人生》描述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印家厚的一天生活经历：吃饭、赶车、上班、干家务、带孩子、睡觉、做梦……作者描摹的是一种原生状态的生活情况，不少生活图景显得纷乱、琐屑，而且非常逼真，确实，作品中没有怪诞的事件、传奇的情节，更没有抽象的理念，只有生动、自然化的生活图景。又比如《太阳出世》从赵胜天夫妇的婚礼写起，然后描述了他们孕育、抚育孩子的全过程，同时叙述了这对年轻夫妇与各自父母兄弟乃至社会的复杂关系网及其情感纠葛，故事中的细节如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平实，作者没有在事件中隐含什么独特含义，也没有特意凸现什么典型意义，总之池莉所展示的是社会和人性的原始之象。而正是这种“真实”和“原始”的呈现姿态往往令读者产生震撼的感觉，它打破了读者平日内心不真实的幻觉，让读者醒悟到自身的当前处境，因此，池莉的小说对日常生活流程进行还原描述时，展示了主人公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同时也呈现出当代人的普遍存在和精神困境。 日常生活的细节是世俗生活的真实背景，也是作家传达生存体验的情境所在。纵观池莉的作品，对笔下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理解都聚集在“世俗关怀”中，这种关怀主要是对普通人的当下境遇的关怀，对个体生存的物质幸福的关怀，与人文主义者强调的“终极关怀”有所不同，更突出“世俗化”的特征。作家注视着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尽量淡化社会历史背景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的社会冲突，淡化标志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带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作家着重表现了生活中的平庸、琐细、凝滞和灰暗，以及这种沉重而又无所不在的沉闷氛围对人的灵性和生命的窒息，权力网、关系网和无尽的生活烦恼对平凡人的围困和磨炼。作家深切感悟到日常生活中诗意的消解，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于是她把一种世俗化的平和的生活渴望溶入世俗性的文化语境中，以关怀、体谅之心来祈祝生活更合符平常人的心意，因此，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往往抱以包容性和宽厚性的理解和尊重。比如在她的小说《云破处》描述了一桩发生在子夜里的复仇血案，手刃死者金祥的正是他的妻子曾善美，而作者又为这一出表面看似不合理的案件设置了合情合理的源由，曾善美手刃亲夫是情势所迫，因为金祥十一岁时往家乡工厂的食堂的汤里扔了一条河豚的内脏，导致曾善美父母双亡以及后来她被人污辱的生活悲剧，而金祥心安理得地欺骗了她二十多年；对于金祥来说，“投毒”并非蓄谋杀人，只是因为工厂占了农民的土地又不让农民的孩子进去玩，这更象是一场恶作剧。按常理，本来曾善美了解真相后可以报案，金祥也可以主动忏悔并去自首，但作品让两位主人公在黑色的夜晚中进行灵魂之战，撕裂了往日的温馨情爱，当他们的命运悲剧真相大白时，灵魂冲突也达到了极端，最终只能用毁灭来结束这场悲剧，但白天平静的日常生活又掩盖了黑夜里的真实残酷，曾善美最后并未受到法律的追究。在作品中，现行的伦理判断标准已模糊，只剩下合情合理。由此可见，池莉的创作淡化了旧有话语强烈的宣谕性和教化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体恤民心的温情和认同。 日常生活是文学形象存在的生活区域。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当个人的人文目的与社会现实冲突对立时，知识分子便隐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常生活便充满诗情画意，成为诗意人生的象征；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入世精神去进行社会改造，行使启蒙责任时，又会否定、批判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又意味着某种消磨理想斗志的庸俗化的人生模式。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徘徊于日常生活的肯定或拒绝之中，这预示着知识分子对终极理想的追求和实践的历程。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处于精英文化的失望状态，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社会启蒙中心位置返回到个人天地中，理想的失落加上生活的烦恼和焦灼令他们消解了生活的诗意，对理想彼岸的怀疑和逃离又使他们产生了从众倾向，他们于是平和地把日常生活实在化，既不把它处理成诗情画意，也不把生活视作平庸。在池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梦醒后的平淡，“只剩下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表述后面，道出了当前知识分子主体定位的迷惘，他们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中难以确立自己的位置，于是不自觉地与公共性的日常生活准则融合，以“活着就好”，的生存态度为迷失的自我寻找一条逃避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