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话 贾平凹的创作，在跨世纪的中国文坛上，不可小觑。贾平凹踏上文学之路二十余年，一直都处于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在新时期文学的不同段落，和他自己的每一个发展演变阶段，都有不俗的表现，都留下了可评可点的作品。贾平凹是当下为数极为有限的雅俗共赏、人气最旺的作家之一。就市场而言，他是“纯文学”作家中最受读者青睐的：他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废都》、《土门》还是《高老庄》，其发行量之巨，都令人惊叹中国读者的胃口之好；他的各种文集选集，对市场进行轮番轰炸，一波又一波，其版次和数量，在大陆作家中恐怕是难有比肩者；在文学圈子里，他也常常是个热门话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最重要的是，贾平凹正处于年富力强、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段，在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对小说艺术的领悟上，都是臻于成熟的时候。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贾平凹当前创作中暴露出来的几个矛盾，就非常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来，加以讨论，以便让正当烈火烹油之势的作家，能够变得警醒，有意加以克服，从而取得新的突破。 在自我与作品之间 贾平凹的小说新作《高老庄》，以及曾经惹出很多麻烦、激起很多风波的《废都》，都是以作家自我的某些生活阅历为蓝本，加以艺术的提炼和生发而成书的。在《废都》的后记里，贾平凹把它称作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并且直白地倾诉了自己一系列的人生挫折；这些现实中发生的变故，部分地写入庄之蝶的故事里，更重要的是，由此造成的幽愤积郁、悲痛难抑的作家心态，使得读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贾平凹＝庄之蝶”的对应关系，使得《废都》中氤氲的悲凉之气，似乎获得了强大的现实依据。在《高老庄》中，也不难见出作家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某些重合之处，比如，作品中离乡与还乡、离婚与再婚的男主人公子路，就让人联想到作家自身的某些经验。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最熟悉的东西，自然是有诸多便利的，得乎心而应乎手，常有举重若轻、事半功倍之功效。贾平凹的近作中，自我的心灵传记色彩，恐怕在中年一代作家中是最强的。 然而，正是在这种有意无意地造成的作家自身与作品内容的相应和之中，贾平凹混淆了作家个人生活和作品中的庄之蝶和子路之间应有的界限，不为人察觉地损害了作品的丰富性和独立自足性。 这至少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作家为作品主人公设定的身份——这在《废都》和《高老庄》中都是展开作品的前提，——往往是以不证自明的方式出现，缺少可信性。就人物而言，庄之蝶名列西京城的“四大名人”之首，但是，他作为著名作家的一面，他何以在西京城有那么大的声望，却很少在作品中加以表露；恰恰相反地，作品极力描写的是他“江郎才尽”的困窘，是他指望从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女性身上汲取东山再起的力量。子路身为著名教授，他在高老庄所作的方言调查，也太“小儿科”了；如果不是把庄之蝶和子路的显赫名声都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成就联系起来，他们两个人的身份识别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作家的自我迷恋，或者个人臆想——作家自己的失落也好，得意也好，都没有经过很好的艺术过滤，就不加掩饰不加节制地进入作品，投射到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缺少了必要的中介和转换，损伤了人物的形象深度。比如说，庄之蝶对自己的性能力的反复炫耀和欣赏，就大大地偏离了作品对一个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的著名文人的定位，而使他接近于《金瓶梅》中荒淫无度的西门庆的心态。子路对于西夏的腿长和身高的赞赏，在《高老庄》中再三再四地重复出现，造成细节和情感的繁琐和雷同，恐怕也是一味地驰骋意气，满足于倾泻生活中的感受而缺少艺术的推敲所致。 第三，作者自身的情感和思考，往往大于作品的生活图景和艺术形象，庄之蝶也好，子路也好，在许多方面都不足以担当起作家的意图。作家自己对作品的诠释，不知不觉地超出了作品自身。 请试言之。经过多年的历练，贾平凹对自己的创作，自信而从容，在上述两部作品的《后记》中，他都把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思考直接地倾诉出来，用理性的文字印证感性的作品。但是，稍加比较，就可以明了，作家想要诉说的东西，与作品的内容之间，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作家的意图，未能很好地实现。如前所述，在《废都》中，庄之蝶与作家在后记中所表白的个人生活遭遇之间，在痛苦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作家所遭遇到的种种痛苦，父亲病故，妹夫早亡，自己染病，婚姻破裂，陷入一场身心交瘁的诉讼，以及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而感到的焦虑等等，并没有一一印验在庄之蝶身上——我不会幼稚到要求作家自己与他笔下“夫子自道”式的人物完全重合，我要说的是，作家在对作品人物进行艺术处理的同时，却没有对人物的情绪基调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一味地借助有限的人物倾泻自己无限的感伤：庄之蝶所遭受的挫折要远远地低于和小于作者，但是在情绪上，庄之蝶却比后者还要激烈许多，绝望许多，这容易被作家自己和读者所忽略，但却造成作品的虚夸有余，沉实不足。在《高老庄》后记中，贾平凹申诉自己的“世纪末”情绪和人到中年的身心交瘁，并用以阐明自己的创作动机，这会给粗疏的读者和懒惰的批评家提供解读作品的现成路径，但是，分析作品，在子路的还乡过程中，却未必能够产生这样深切的感受。子路回乡祭祀已故的父亲，是履行人之子的义务，但是，初涉故土，他更多地是“衣锦还乡”，是向乡亲们炫耀年轻漂亮的妻子西夏以证明自己的“艳福”，以及努力地要在如鱼得水的家乡“种”下自己的儿子。此后，《高老庄》的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子路与西夏和菊娃之间的感情纠葛，一条是在地板厂和葡萄园，在蔡老黑和王文龙之间为争夺乡村的霸主地位以及争夺菊娃的斗争……如果说，子路还乡而痛感于高老庄人的“矮”，是隐喻大于形象，是把自己娶了个身材高大、年轻漂亮的姑娘的得意之情借题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么，他对于菊娃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患得患失的心态，和无法摆脱的潜在的占有欲望，恐怕和“世纪末”情绪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把子路的一己悲欢（而且是非常细微的悲欢，这种悲欢离庄之蝶的悲怆都相去甚远）与九十年代被人们挂在口边的“世纪末”一词拉扯在一起，自以为是在高扬“世纪末”之旗，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赶时髦，是一种“媚俗”或者“媚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