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真正懂得萧红。以为不过是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先锋思潮，而未必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和出众的才华。读大学的时候，阅读了《生死场》，甚至从心里生出厌恶的感觉，那种人像动物一样盲目的生死，使我感到窒息。结婚生子之后，才逐渐体会到萧红的伟大。她创作伊始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在表现惨烈的阶级压迫的同时，单刀直入地切入了生殖和死亡的主题。并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个母题。这样高的起点，使她远远超越了她同时代的作家。其时，她已经经历了母亲的死、祖父的死、经历了分娩的痛苦和失去亲子的伤痛。这使她一开始，就站在了纯文学的高度，注定要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 萧红无疑是一个个性主义者，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先驱。她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又成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之家。其父张廷举（字选三）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加入了国民党，并带头破除迷信创办女学。这使萧红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具有向封建礼教挑战的自觉。争取独立是她少年时代的主要人生目标。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她和家庭爆发了第一次冲突，最终获得了胜利。进入五方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之后，受到左翼教师的影响，接触了新文学，思想进一步解放，导致了和父亲鲜明的思想分歧，最终成为叛逆的贰臣逆子。在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萧红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或者说文化性的精神异常。精神的极度压抑与病痛，加上孤独的处境，都使她在追问自己来历的时候产生幻觉。她向萧军诉说自己身世，想像自己是一个佃户的女儿，母亲被张姓地主霸占，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带着她和弟弟嫁到张家。这一说法，一经流传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女人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幻想的，由于和家庭的冲突而导致怀疑自己的身世，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何况萧红又有着文学的想像力，容易把想像当做事实。至于想像的内容，则明显地由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致幻。但她与父亲决绝到在街上相遇而形同路人，她父亲在修家谱的时候开除她的祖籍，则确凿地说明她叛逆的坚定选择。她与父亲决裂的基本契机是婚姻，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她的父亲要把她像礼品一样，许配给呼兰驻军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这激起了萧红的反抗情绪。 在中学求学期间，由于社交的相对自由，萧红的眼界大大地开阔，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其中，她和表哥（认的干亲，并无血缘关系）陆宗舜之间有明确的恋爱关系。萧红在初中毕业的前夕，随同陆宗舜来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女附中学习。而她和李清吾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比较微妙，铁峰先生在他的《萧红传》中，坚持说是恋爱关系。而据李清吾本人回忆，则强调是友谊。但他回忆时痛苦的程度，也说明未必不包含爱恋的成分。另一个旁证，是萧红在最后的日子里，向骆宾基讲述自己的身世时，说是和一个李姓青年到北京，后来发现他是有家室的而毅然离去。萧红的这一自述，同样是在极度病痛与孤独的处境中产生的想像，加上战争的惊吓，她的精神处于病态的亢奋之中。这种说法的延展，则使不少人断定李姓青年就是李清吾。直到八十年代，萧军之女萧耘找到李清吾之后才被推翻。但萧红和李清吾的关系显然要比一般的友情更深一些。 萧红在落难东兴旅馆的时候，和哈尔滨的许多左翼文化青年都有来往，有的结下了终身的友谊，比如舒群、金剑啸、罗烽、白朗等。但这些文学青年，对人生都还抱着完美的理想，不可能接受临盆在即的萧红。只有萧军是已婚的，萧红与他的结合也多少有点别无选择。两萧的结合，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萧军是一个泛爱主义者，他在小说《烛心》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与萧红关于爱情的谈话：“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这种观念使他在与萧红同居期间，频频发生外遇，对萧红感情上的折磨是非常严重的。她在《沙粒》、《苦杯》等诗中，真切地记下了自己痛苦的感受。 另一个在萧红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是骆宾基。萧红在战火中病逝之后，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即是骆宾基赢得了萧红的爱情，应允病好后永结秦晋之好。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事人有意识地否认这种说法。坊间的几种《萧红传》，辑录骆宾基的书信或谈话，都只说萧红和骆宾基像姐弟一样恳谈。只有葛浩文博士的《萧红新传》，保留了这种说法，且明确地注明了资料出处。 萧红的生年中还有一些搞不清楚的疑点，只能存疑待考。首先是她的未婚夫的下落，几十年来杳无音信，且整个王氏家族都没有一个人存活下来。而关于其父王廷兰的说法更是南辕北辙。有说他去世时，萧红曾去奔丧，获婆家二百大洋的赏钱。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是“九一八”之后，为马占山派遣到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李顿调查团时，被日本特务逮捕，装在麻袋里从楼上推下来以身殉国。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则其子王恩甲应是在这个时候失踪的，而且至今下落不明，就很难断言他对萧红的态度了。 其二，是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回到东北之后，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她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李清吾曾一再追问，她都不肯回答，时下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她劝阻伯父增加地租，遭到毒打之后被关在小屋里准备处死。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萧红的侄子张抗最早提出这种说法，并且说萧红离开阿城的时候，只穿了一件旧蓝布衫。但据李清吾回忆，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穿着昂贵的貂皮大衣，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铁峰先生则认为萧红到哈尔滨之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找王恩甲与其同居，后来终于忍受不了他的恶俗而偷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种说法似乎比较圆满，但缺少第一手资料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