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冯至诗歌的评价，“独特”两字是必不可少的。正因其“独特”，他的诗歌没有被划归于中国现代诗歌的任何一个流派中。多年以来，对于冯至诗歌的研究，总是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这种“边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冯至的地位虽然得到极高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是学者的光芒超于了诗人的光芒；二是指对其诗歌的评价，多重在诗艺的创新方面，却少有对其诗歌厚重的文化内涵的发掘。正如郑敏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认为冯先生的十四行诗至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朴素，但是其中蕴含的深层的文化积淀，融合了西方的哲学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诗是深厚的文化产物，达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层次。”（注：郑敏：《遮蔽与差异——答伟明先生十二问》，载于《诗双月刊》（香港）第33期，1997年版，第46～47页。）这里谈冯至的标志性，主要是指《十四行集》的标志性，特别肯定这部诗集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光芒四射的中心位置。《十四行集》标志着诗与哲学的结合，标志着现实和艺术的结合，标志着中西文化观的结合，标志着中西诗艺的结合，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 一、诗与哲学的结合 《十四行集》是一部诗集，却真真切切地体现了一种生命哲学。在这部由二十七首十四行诗组成的诗集中，我们可以很深刻地领悟诗人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他在对于生命、生存、生死问题的认识上都达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但它们又的的确确是真正的诗，真正的好诗。让我们来仔细读读其中的第三首《有加利树》：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 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 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 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 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 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注：冯至：《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在这里，“有加利树”成为生命永恒的象征，诗人以此肯定人的生命的自觉有为，肯定生命的坚韧充实，表现了正视生命、超越生命的哲学态度。但全诗以“树”的形象展开，用朴素而贴切的语言形象化地描绘生命的庄重和永恒，没有任何一个抽象的哲学术语，却给人以深刻的哲学启迪。他把感觉与智力、诗情与哲理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诗与哲理的结合是既有悖于中国诗歌传统的，也是有悖于西方诗歌传统的。中国诗歌一向以“主情”为主，论诗必重其情感；虽宋诗以理入诗，但多为后世诗论家诟病，不算作诗之正道。在西方诗歌传统中，诗与理性思维也是相互对立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诗人可以看作人类的感官，哲学家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哲学的功能是把心灵从感官那里拖走，而诗的功能却把全部心灵沉浸在感官里。（注：[意]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因此，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诗人，又是哲人。但西方诗歌发展到20世纪，诗与理性的传统对立开始打破，这就是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开创的新时代。在中国新诗史上，较早把感性和理性、诗与哲理融合起来的诗人是卞之琳，但他的创作试验的成分较重。真正能与西方现代诗人一样开创新时代的当是冯至，他是一个“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注：朱自清：《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24页。），他写出了中国新诗史上以前未有的“沉思的诗”。 二、现实和艺术的结合 冯至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无论是从他本人的气质，还是从他的诗来看。但他从未忽视关注现实，特别在他创作《十四行集》的时代。他在回忆《十四行集》的创作经历时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经受严峻的考验，光荣与屈辱、崇高与卑污、英勇牺牲与荒淫无耻……等等对立的事迹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感到兴奋而又沮丧，欢欣鼓舞而又前途渺茫。我那时进入中年，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神旺盛，缅怀我崇敬的人物，观察草木的成长、鸟兽的活动，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这种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后来通过适当的语言安排，渐渐呈现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形体。把这些形体略加修整，就成为一首又一首的十四行诗”（注：冯至：《文坛边缘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由此可见， 冯至并非是为了写诗而写诗，他正是因关注社会才有感而发。联想到他在西南联大七年的生活和工作历程：他与联大有进步思想的文艺社团冬青社联系密切，他经常参加联大师生举行的各种为抗战和民主而作的讲演，他在危险关头保护受到反动政府迫害的进步学生；他在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开始研究杜甫——“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注：冯至：《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 ）的爱国诗人杜甫，我们更能理解他在诗中表现的入世关怀精神。他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1945年）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注：冯至：《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在《十四行集》中第六首《原野的哭声》、第七首《我们来到郊外》、第九首《给一个战士》都是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而写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和梵诃的五首十四行诗，也都比较含蓄地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冯至还写了有加利树、鼠曲草、驮马、初生的小狗，这些极平常的事物，在冯至的诗中却都有它们的超乎平凡的，永远而又普遍的含意。正如李广田的评价：“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见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注：李广田：《李广田文学评论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