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4—0136—04 一 从首篇《女神之再生》起，涤荡一切、勇于反抗的挑战精神就象一条奔涌不息的巨大洪流贯穿于《女神》的始终，并成为它最高亢的音调，最浓郁的氛围。《女神》的主人公是一个个人反叛者，郭沫若赋予了它一种罕有的精神气质，他不仅被内心中巨大的冲击力所鼓涌，要借助于风光雷电之力摧毁整个宇宙、整个现实世界，而且一种创造的渴望正蠕动于其灵魂深处，促迫他上下求索，战则不息，驾驮日月星辰，创造“华美”、“芬芳”的理想世界。显然，这是诗人心目中的一个叛逆者和偶像破坏者的形象，在他身上直接透露着诗人自己的情感与理想，是诗人自我内心世界的外化。 对自我作用的肯定，对个人力量的崇信与弘扬，这些都显现出一种强烈的个性感觉正在增长，这是旧的封建秩序处于解体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束缚禁锢人们合理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被重新反思与批判。而经过这样一个反思和批判的过程，首先觉醒的一代先驱者从封建传统的桎梏中挣脱而出，变成了一个“新人”，一个反叛者。同时，他们在不断涌入的西方各种各样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接受了自由、平等、民主和个性解放等观念，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传统社会势不两立，自我崇高的精神天性远远超出庸庸污浊的现实社会，因此，他们崇天才，尊个性，重自我，要独立，把个人置于一切之上，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和出发点。郭沫若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匪徒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篇中对自我和个人力量的讴歌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和日益增长的个性意识。其特征是：坚韧不拨的决心，不屈不挠的意志，气腾腾而血沸沸的热情，以及在斗争中英勇无畏和不妥协的精神。 郭沫若在《女神》中所创造的这一强有力的“个人”形象无疑首先是那个解体时代的产物，同时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有直接联系。因此，当我们单取《女神》中抒情主人公不畏世俗，反抗挑战的一面时，我们首先见出的是“拜伦式英雄”的痕迹。拜伦是郭沫若最倾心的浪漫派作家之一，从自述中可以看到，拜伦及其创作引起了郭沫若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甚至把他看作自己精神上敢作敢为的直接先驱和带头人。在这里，这种自认的承接关系首先体现为拜伦关于自我和个性的观念及其作品中呈现出的冲破一切罗网，顺应自我内心欲求的反抗倾向被郭沫若所接受。拜伦一生创作丰富，思想倾向尤为复杂，但是其作品中“拜伦式英雄”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蔑视世俗，天性崇高，极端重视个人的精神追求及其内心表现。《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同名主人公（他是拜伦的化身）由于厌倦了百无聊赖、平庸乏味的上层贵族生活而开始了自己精神上的人生漫游。虽然偶尔在往昔的陈迹中他能找到与自己精神相通的历史英雄并为之身心摇荡，然而这一切都如过眼云烟，现实社会却依然是奴颜卑膝，自私卑下，一团颓败污浊之气。因此，他愈来愈痛感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与现存秩序及其价值观念处于对立冲突之中。但是，他不退却、妥协，而是怀着满腔的怒火和挑战精神向社会复仇、抗议，遗世而立！《曼弗雷德》和《东方叙事诗》同样表现出这一倾向，只是这些作品中的“拜伦式英雄”比哈洛尔德更激烈，他们彻底地抛弃平庸的日常事物，抛弃束缚人的精神追求的一切东西，而更加尊崇独立自由的个人及其大胆的热情，傲世独立，行踪诡秘，其结局往往失败或死亡。“拜伦式英雄”的这一趋向标示出他们与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一种崇高的精神天赋与现存事物的平庸渺小之间的矛盾。这种倾向在西方浪漫派文学中颇具普遍性，不仅体现于雪莱、海涅（均为郭沫若喜爱并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等积极浪漫派作家的创作中，而且在施雷格尔兄弟、霍夫曼和“湖畔派”诗人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展示。 郭沫若在其诗情爆发时期正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氤氲氛围中，因而在《女神》中印下“拜伦式英雄”的足迹是十分明显的。除了《天狗》、《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等明显的例子外，在一些抒写对未来的理相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的诗篇中也有所体现，诸如《湘累》、《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等。《湘累》其旨在展现一个怪诞狂傲的灵魂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及其悲剧遭际。这是一个既富有血性而又冰清玉洁的灵魂，具有激昂的热情，不可遏止的意志，无限的精力，他遍身缠绕着香花美草、莲佩荷冠，他象扬子江一样怒吼咆哮，倾泻着长期郁积于胸的愤懑，“疯癫识倒”，为自身的被放逐而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在自焚的炼狱过程中“更生”，这是一个华美而神圣的创造过程，然而却遭到了那些岩鹰、孔雀、鸱枭、家鸽、鹦鹉、白鹤的嘲讽。这群凡鸟对这幕壮烈肃穆的悲剧的戏弄，正体现着一个骄傲狂妄的精神个性对丑恶而鄙俗的尘世的拒斥、蔑视，并以此显示这幕悲剧的悲壮性和崇高性。所有这些，均朝着一个总的趋向推进：一个傲然自负、充满活力的“个人”对整个传统的摈弃，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所以在这里，《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虽然充满着浓厚的个人倾向，但它显示出一个刚刚从封建束缚中走出来的民族其冲破一切因袭，争取复兴寻求新生的不可遏止的愿望和力量！ 在这些诗篇中的诗人自我形象大都富于热情，激情洋溢，其情感似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这种情感的炽烈与昂扬又把诗人与惠特曼扯在了一起。这使我们看到了郭沫若“拜伦式英雄”新的一面，酷爱自由、为民族振兴赴汤蹈火的一面。惠特曼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与启迪已为人们所熟知。郭沫若自称有过一个惠特曼阶段，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雄深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见《郭沫若谈创作》。）在这里，当然首先是惠特曼灵活自由，不拘一格的诗风和表达情感的诗歌形式给了诗人以勇气；但是惠特曼于郭沫若之间更内在的联系恐怕还体现在惠特曼关于自由、民主尤其是关于民族解放的观念使郭沫若感到心心相印，更切其心腑。进步的浪漫主义者始终将民族的利益置于一个神圣的地位，比如众所周知的拜伦之于希腊人民的独立与解放，歌德之于德国的复兴等等。但是，他们的“公民精神”有时却沾染了贵族式的傲慢色彩，因而个人主义倾向、我行我素的倾向也渗透其中。在公民精神和对民族新生的关注这一点上，惠特曼表现的最充分，最突出。这与他处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深受美国人民强烈的寻求联邦统一的愿望和情绪的感染相攸关。《草叶集》中也有歌咏“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品，如代表作《自己之歌》等，但同时其中更多的诗章是借助自我情感的抒发表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呼声，如《桴鼓集》及其续编《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时》。《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时》是一篇悼念林肯的哀歌，但作者在个人的哀思中抒发了对美国辽阔的原野和诗人故乡曼哈顿的风物，以及战时生活的感怀与眷恋，这些与国家、民族、人民生死相连的形象不但渲染而且加深和扩大了诗人的悲怆之感，诗篇主题的悲剧意味更浓厚。惠特曼自称为“宇宙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流贯着一股渴望民族复兴、统一的情感热流，并且《草叶集》的“我”始终召唤未来，奔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