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I209.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 —5218（1999）—05—0008—0015 新时期内蒙古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温小钰、齐·敖特根其木格、王岚、黄薇、赵淑芳、苏华、杜梅、阿凤、苏莉、群光、阿黛秀等一批多民族女性作家的崛起。她们不仅有着与男性作家抗衡的魄力，而且极善于以“女性似乎与文学的天生缘分”（注：王蒙：《红罂粟丛书·序》，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女性特有的锐利目光，冷静地谛视社会历史，透视现实人生尘埃，探索世间真善美。同时，她们也勇于表现自己，诉说身为女性的遭际、命运、理想与追求。尤其是在创作中透露出的灵动的审美感悟，率真的抒情叙事品格，都焕发着男性作家及其作品所不能比拟的特异光彩。女性作家及作品的大量涌现，为内蒙古新时期文学增添了光彩，使自治区文学的美妙歌唱显得格外嘹亮而富于层次。本文试以新时期内蒙古女作家的创作视界为切入点，分析并探寻中国女性文学大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蒙古女作家这支劲旅的创作态势与审美品格。 何谓女作家的创作视界，它包括哪些内容？这个问题实际已关系到女性文学的界定。目前，对此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所有以女性生活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包括男性作家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这是广义的女性文学；二是指女作家专写女性，既以女性的切身体验，女性的表达方式，专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对女性命运进行思考的作品。这是狭义的女性文学；对于这个问题，女作家张抗抗曾以《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注：张抗抗在1984年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的发言，载《文艺评论》，1986年6期。）为题坦率地谈过自己的看法。 张抗抗所说的“两个世界”，其一指关注女性生活的女作家的独特敏感区，其二指更为宏远阔大的社会生活的其它层面。实际上，张抗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女性作家创作视界的命题，即女作家的创作既应关照女性自身“小世界”，同时也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中。这一见解显然是建立在女性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闭琐与狭隘的系统上的。因此，张抗抗的看法得到了评论界的重视。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张抗抗的观点作一个演绎：一是“坚执地认定了性别因素在创作中的质的规定性”（注：王侃：《概念·方法·个案》，载《文艺评论》，1999年 2期。），二是女性文学不是由题材框定的范畴。于是，本文在认同有关女性文学第三种界定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内蒙古女作家面向“两个世界”所创作的全部作品，即为内蒙古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确认，为我们追寻新时期内蒙古女性文学行进步履，理解和认读她们的情感世界与表述方式找到了最佳“通道”。 一 “理智的审视有时会是苦涩的。但为了评判的公允，又必须实行理智的审视”（谢望新）。在展示新时期内蒙古女性作家多彩的创作景致之前，有必要先进行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1947年自治区成立，标志着内蒙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也掀开了文学的新篇章。一批经过战火冶炼，或在新时代明丽阳光下成长的女作家，第一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内蒙古文学的舞台上。她们充满激情的作品，不仅是内蒙古女性文学发轫时期的直接成果，而且也成为了人们值得珍视的文学财富。然而，当我们从作家的视界这一角度考察当时女作家创作的时候，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她们的创作明显地表现出对女性自身世界的疏离。在“为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旗帜下，她们的目光巡视着工厂、农村、牧区、边防、草原及以往的战争岁月，她们的创作视界几乎全部投向外部世界：即三大革命实践之中。《赛吉玛捉特务》（娜人）、《送粮》（王岚）、《阿彦浅的变迁》（呼思乐）、《小站》（温小钰）、《阿拉查河畔》（齐·敖特根其木格）、《自由结婚》（布日其其格），等等，都是致力于“非个人”的、社会性文学使命的作品。它们的确表现出了女作家投身革命怀抱后创作视界的广阔，但这一“广”度由于“左”的文艺政策的限制，往往停留于事件表述的较浅层次上。可以说，这一时期内蒙古女性文学的基本言说是其所处的历史情景之下的社会政治话语，也就是说，她们的叙事目的主要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作为女性作家作品的特点仅仅表现在笔触与感情上的较为细腻，女作家的创作视界由“获得彻底解放的普遍的历史误解而失落了女性世界”（注：张燕玲：《回归之路与理性自觉》，载《民族文学》，1995年11期。），“造成了女性文学整体性上的‘黑洞’”（注：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 70年代末，内蒙古女作家终于带着对自身巨大的反思与感悟进入了历史新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开放与生机勃发的时代，它赋予文学从未有过的面容、视野、境界与光彩。一批经历曲折的女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以从未有过的健朗与开放面对着广阔的社会生活，也以从未有过的深邃热情面对着女性自身的境况。她们在时代大潮中奔腾起伏，在自我领域里激情张扬，她们以灵动和豪气与男性作家并驾齐驱，共同耕耘着内蒙古这片广漠的精神沃野。 新时期之初的内蒙古女性文学是带着对那个灾难年代梦魇般的记忆浮现在地平线上的。她们以其广阔的创作视野和综合思力，表现了对时代与自我的共时感应，这是新时期内蒙古女性文学题材建构的基础。无论是齐·敖特根其木格的《戈壁冬青》、赵淑芳的《木棉树下》，还是王岚的《迟到的爱情》、刘玉琴的《复苏》，呼唤的都是理想的人性人生，女性命运在这里作为载体以证实过去的荒诞与理想的可贵。温小钰是这批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特出之处就在于执著地将一份属于自我的情感改写为与历史、集体紧密相关的共同体验。她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评论界誉为“经得起时间磨洗的厚重之作”（注：曾镇南：《论〈土壤〉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意义》，载《温小钰纪念文集·远方的星》，团结出版社，1994年。）《土壤》（与汪浙成合作）。这部获得1979——1981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以它所蕴蓄的生活面，表现了温小钰敏锐的思考力与开阔的创作视界。遗憾的是，以往的评论仅是注意到了这篇作品的意义在于：“在相当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了中年知识分子的命运”（注：朱寨：《新的青春之歌》，载《文学评论》，1981 年3期。），“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现实生活中极富典型意义的矛盾和斗争”（注：张炯：《时代前进的脉搏在跳动》，载《光明日报》，1981 年4月14日。），而忽略了作者对“两个世界”并行关照这一精神立场。作品塑造的历经磨难、重压而仍挚爱着人生与事业的可歌可泣的黎珍这位女性形象，以及她所承受的艰窘——学无所用、事无所成、曲曲折折的爱情、坎坎坷坷的人生之路，既属于全体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民，同时，又是特定时期女性共有的遭际。特别是她在小说结尾发出的：“让别人去容光焕发吧，我们有我们的青春”之感叹，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中国女性博大的胸怀与灵魂的美丽。这是非常充实、非常正直地生活过、工作过的女性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宁静的自豪，深沉的自信，含蓄的欣慰。在作者笔下，这一切又放大为一种救赎力量，来拯救自身，拯救“病态性格者”和“病态的世界”。生命对女性而言，不仅意味着执著与承担，而且还由于她们的勇于承担与坚执，才使理想大厦得以永恒矗立。作家在黎珍身上重塑了女性自我形象，而作家理想主义激情的投射，又使得这一形象成为镜中之像，遮蔽了属于女性个人的难以言说的别一种体验。此后，温小钰以《土壤》为起点，一方面沿着《苦夏》、《宝贝》、《积蓄》等作品把握时代脉搏的律动，力求实现自己“让祖国每一寸土地都覆满沃土的理想”（注：《土壤》，载《收获》，1980年6期。）， 另一方面则通过《春夜，凝视的眼睛》、《别了，蒺藜》（以上作品均与汪浙成合作）等寄托着她对女性世界的关注与思索，表达了对社会政治、传统观念、代沟隔阂等多种因素制约下的女性境遇的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