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与“亚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报告小说、非虚构文学等）已成为20世纪全球主流文学倾向。这是我们梳理包括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线团时不能不正视的事实。作为报告文学的泱泱大国，伴随着社会综合动力结构的全方位嬗变，新时期报告文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定的条条框框，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伸展的话语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本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且一度遥遥领先。本文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题、审美形态与文化品格等方面立论，以期求正于方家。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改变性救赎主题 世纪末人类的苦难及作家对于苦难的忧患，促使“报告主体”发现并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物的自我与类自我，进而思及种族与泛种族的生存境况与价值。因而，救赎意识本质上是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的趋进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与自然、灵魂、文化等的同步或者超前对话中达成了多向救赎性超越。 （一）天人矛盾的理性调解——自然的救赎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初始依据。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利用自然，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但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才清醒地意识到，改造与驾驭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互利互惠、和谐共处。 问题在于，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性社会需求日趋膨胀，更多的人变得急功近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扭曲了生存境况，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属性的严重误解，人为地加剧了天人矛盾。 人们已经感觉到，人口膨胀、森林破坏、废水废气排放、噪声污染、厄尔尼诺现象、核辐射以及全球性水、旱、火灾等等，时刻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意大利人类学家贝恰深刻地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作为这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蠢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终。”（注：[日]池田大作、[意]贝恰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他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人类意识和自省精神使之有可能敏锐地捕捉到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显性或隐性提示，并迅捷而直率地发出预警和规谏。这种醒世与劝谕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等作家首先听懂了大自然的深重呼吸，在《北京失去平衡》中，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思考。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流域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提出了严正警告。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追问，以及《西部在移民》、科技出版社《贵耳丛书》中的《人满为患》、《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塑造未来的大趋势》等作品，无不表现出对于人类生存依据及现实境况的守护意识和忧患心态。如今日趋严重的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异常态势，已经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在新时期自然救赎型报告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了征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未来眼光与创新精神。这类作品，极目未来，胸怀全球，超越性企图更为明显。《沙海壮举》、《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等作品，显示了人类进军沙漠的信心和能力。《挺进公海》、《冰海沉船》等则宣告了科学认识海洋与合理开发南极时代的到来。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日趋成熟。贝恰认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注：[日]池田大作、[意]贝恰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我们同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们一样地希望，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至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得以错误地运用。 （二）“后窗”现象的深度检视——灵魂的救赎 伴随着新时期前进步伐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若干侵蚀主体灵魂的负面效应，亦即社会的“后窗”现象。新时期报告文学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先行打开社会的“后窗”，紧追、深挖并全力拨正社会不良现象，显示了灵魂救赎的卓然风采。正如荒煤所言：“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注：荒煤：《让事实说话》，《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4期。）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社会性灵魂救赎是诚挚、全面和富有深度的。大凡生活中一切非健康、反进步以及违背现代生命理念的思想作派，都被纳入报告文学的视野予以放大，以求准确诊断并获取疗救上的最佳效果。如前所述，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这种救赎工程就启动了。继之而来的《命运》、《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以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祖国高于一切》、《橘》、《胡杨泪》等作品，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从知识分子的特殊角度对那个人不成其为人的异化年代进行了整体反思。作家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反人性、非人道以及肆意践踏真理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挞伐，表达了对理想、道德、正义和良知的强烈吁求。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敏感投射，这类作品无疑又反过来强化了作家主体的批判意识和作品的理性力量。《忧患八千万》、《中国：与贫困决战》、《红土地上大决战》等，将贫困与温饱作为重大社会问题予以检视，其民本情怀尤显挚烈。《人妖之间》、《一枕铜官梦》、《毕竟东流去》、《检查官汤铁头》、《无声的浩歌》、《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失控的权力》、《岭南虎的毁灭》、《弥天大谎的破灭》、《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反腐“文告”，汇成“反贪风暴”，把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腐败纳入批判日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表达了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的必胜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