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大散文”？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国散文创作与散文出版一直颇为繁荣，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散文热”。就中国当代散文五十年历程看，可以说这也是继建国初期第一次散文高潮和六十年代初期第二次散文高潮之后的又一高潮。其间，“大散文”的出现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性景观。 “大散文”现已成为一个较流行的散文概念。但这显然是种特指。要弄清“大散文”，首要问题是如何给它定位，我以为关键有两点： 一是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出发。这就要看到，“大散文”是种特定时期且涉及到多种因素的散文景观。比如它不仅和新的散文创作有关，同时和散文旧作如“五四”以来的“老人散文”的重新出版也有关。因此它不仅是一种创作现象，也是一种出版现象。它不仅指新的散文变革；同时也意味着对某些散文历史因素的重新认识和肯定。又比如它不仅是指中国大陆散文，同时还包括在大陆风行一时的台港散文。 二是必须将其放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比较。从时间上看，所谓“大散文”的说法，大体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而流行于九十年代。为何此时言“大”，以往未见，显然有此时彼时的历史比较。从创作特征看，其“大”，无论是指思想、视野、意境还是取材和形式处理，也是比较而言，即必然是相对“小”而言。那么什么是“小散文”，它们是什么时代的产物，显然也需要作历史的审视，也要在比较中鉴别。 “大散文”与散文出版市场 “大散文”说法的出现，首先和散文出版市场有密切关系。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陆散文出版市场风云际会，出版了许多新旧散文作品。这些都明显异于建国以来所风行且已成模式已有正统地位的那种一统化散文的作品，当然无法套入正统散文模式。人们此时言“大散文”，其“大”，就有超越正统和模式之意。这些新旧散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当时大陆作家的新创作。如重在历史反思并被称为“人生大书”的巴金的《随想录》，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贾平凹写商州地域文化的文化散文，如“火凤凰文库”推出的包括巴金、贾植芳、于光远、蓝翎、朱正、李辉和王晓明诸位的学者散文，如邵燕祥、公刘、牧惠等的批判性杂文，以及李辉关于周扬、沈从文、胡风等文化名人的特写等。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大陆陆续出版而今仍然畅销的台湾作家散文。如柏杨、李敖、三毛、余光中、龙应台、董桥等人的作品。这是中国当代“大散文”创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构成，它们在文化观念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上充满了强烈的变革意识。 三是回顾文学史、文化史而重拾老人旧文的“老人散文热”。如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俞平伯、苏雪林、郁达夫、沈从文、钱钟书等的散文，一个时期以来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可谓“枯木逢春”的“老人散文”，文化品位都很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像林语堂最早出版于1935年的《中国人》（又名《吾国吾民》），就充分体现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思维”特征。 这三者的合成，成为“大散文”说法赖以产生的一个重要而实在的依据。 “大散文”与历史比较 “大散文”作为中国当代散文一个特定阶段的散文景观，其说法显然带有历史比较。由此我们有必要作些历史回顾，以此寻找“大散文”创作本身的共性特征。 建国后至“文革”前有两次散文高潮。建国初期第一次散文高潮，基本以“通讯化散文”为主，如有抗美援朝战地通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通讯和报告、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通讯和特写等。六十年代初第二次散文高潮以抒情性颂歌散文为主，形成了较规范的抒情模式。两次高潮都形成了所谓“正统”的散文范式。 建国后倡导的正统散文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创作观念有统一的思想背景和文化要求，主要追求“诗化政治”或者说“政治诗化”。即是从既定的政治意识、政治要求和规范了的时代主旋律出发，以此来抒情写意和歌功颂德。比如以知识性和文化性散文著称的秦牧，其《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土地》、《中国人的足迹》、《天坛幻想录》、《访蒙古古都遗迹》等散文名篇，其实也都可以称为“文化散文”。但上述那种定势化思维，显然常常约束了他的情思而有“图解政治”之嫌。 二是文体模式的规范化。由于思想一体化和思维模式化，文本自然也易于形成模式化。如何“开门见山”，怎样“结尾升华”，何时“制造高潮”，就基本形成了块状模式。以抒情散文为例，模式化更见完备精美。贯穿暖色、文笔优美、结构精致、首尾呼应、点出主题、意境升华等，已成新八股作法。“杨朔模式”堪称代表，其《荔枝蜜》、《茶花赋》、《香山红叶》、《雪浪花》等，便是最典范的样本。 与建国后形成并提倡的散文模式相较，“大散文”的创作追求和创作特征其实也就比较明显了。这种主要是思想、思考、视野、情感和文本处理等方面的变异，在“大散文”的创作中，我以为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特征： 一是取材严肃且有批判性。具体些说，“大散文”所表现的，是较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由此，反思历史、直面现实、不避尴尬、敢写矛盾、心怀忧患等等，便成为“大散文”鲜明的思想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