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军旅小说，治军事文学的人们总是以无限怀念的口吻忆及八十年代，并把那个百废俱兴的时代称之为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第二个高峰。的确，作为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八十年代具有其无法代替的历史地位，而且，军旅小说在八十年代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其艺术表现手法，都有了重大的飞跃，这是值得文学史家们永远记取的。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军旅小说已经在八十年代形成了高峰，而随之以后的九十年代便进入了所谓“低谷”状态。这样的描述未必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正是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延续与发展，虽然，在它前进的路途中不再有鲜花与掌声相伴，但这也使得作家们进一步沉入到现实的土壤中，在艺术的路途上艰难地探索着（这当然是就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仍然执着于艺术，并最终结出了虽然不算丰硕，但也还算得上晶莹剔透的果子的作家们而言）。我们看到，无论是就表现生活的深度还是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作家艺术个性的张扬方面，九十年代的军旅小说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一 战争，是军事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具有着常写常新的魅力。尽管已经远离了战争的炮火与硝烟，甚至我们的军队连八十年代那样的短暂的战争也没有遭遇过，可战争仍然成为九十年代军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八十年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作家们所描写的大都是自己所经历的战争，那么，九十年代的作家们所写的更多地是他们心中的战争，不过我们这里所言“心中的战争”并非是从来没有体验过战争的作家们对战争生活的壁虚构，而是凝聚了他们对战争的一种全新的思考与审视。对于战争，九十年代的作家们所保持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尤凤伟从有关战争的典籍中切入到我们民族半个多世纪前所发生的那场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终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后相继推出了《生命通道》、《五月乡战》、《生存》、《远去的二姑》、《姥爷是个好鞋匠》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战争小说，生于五十年代的邓一光早在他出生前战争的硝烟炮火便从他所生长的这片土地远去，但父辈们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却奇迹般地复活在了他的艺术生命中，终于使他在写了一系列的知青与都市题材的小说后以独具特色的战争小说而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同样是作为革命军人后代的姜安则以一个当代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与观照父辈们在战争年代的人生经历，从而赋予了她的也是写战争生活的新作《走出硝烟的女神》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为年轻的赵琪和徐贵祥充其量也就是参加过那么一段短时间的南线战争，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审美视角却没有投向南线战争，而是指向人类的远古时代，即使离现在最近的时代也早已过去了七、八十年，如赵琪的《苍茫组歌》，与战争生活的疏离，使得他们得以跳开战争来审视与观照战争，并站在更高的角度描述与表现战争；而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战争经历又使得他们对战争的具体描述驾轻就熟，不至于把战争沦为个人意绪的产物。可以说，正是尤凤伟、邓一光等人的战争小说为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增添了新的特质。他们继承了徐怀中、叶楠、朱春雨等人在八十年代初所张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艺术的笔触伸向人的心灵深处，深刻地剖析并揭示了被卷入战争中的小人物以及身处战争之中的人们的本质真实，并对战争所蕴含的哲理与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挖掘。 尤凤伟是以表现身处战争中的小人物的命运而蜚声九十年代文坛的。在其有关战争的系列作品中，作者直接将人物置于战争的残酷处境中，并在生与死的严酷考验中让其作出艰难的选择。《生命通道》中的苏原医生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卷入到人生的两难处境之中。如果不是为父亲奔丧而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也许正和妻子做着医学救国的美梦，可现实却残酷地撕碎了他的梦幻，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选择：一方面是求生的本能与欲望，另一方面是民族的良知与知识分子的正义感。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将人物置于矛盾的二元对立中让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将两者有机地杂揉到一起，让其在求生的苟且之中不断自我谴责着，并时刻伺机寻求着一条摆脱为虎作伥的路。当他终于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不满的日本军医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条救助别人的生命同时也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的生命通道时，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可恰在此时，他也开始遭到了来自各方面、首先是来自妻子的误解，不过灵魂得到升华之后的苏原医生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崇高的事业中而无法顾及个人得失了。他忍受着妻子误以为他已沦为汉奸而和真正的汉奸出走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实施着他的“生命通道”计划。可随着他的计划的一次又一次的实施，他所遭受的误解也愈益加深，以致在他战死多年后他的名字仍被当作汉奸而载入地方志中。一方面是战争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由此而迸发的民族的正义感与责任感所导致的英雄的行为的剖析，另一方面是被典籍所淹没了的战争与战争中的人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揭示；这不但是尤凤伟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在其他的战争系列小说中的美学追求。 与尤凤伟的擅长描写战争中的小人物的英雄壮举不同，邓一光是从另一个方面切近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的本质的。曾经在都市与知青题材领域徘徊了近十年的光景的邓一光终于从父辈们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中找到了一座文学的富矿，或者可以说，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邓一光终于在战争的硝烟与炮火中找到了生命的契合点。在邓一光的身上，蕴蓄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渴望，而昨日的战争恰好成为他情感的喷火口，因此，与其说他写的是昨日的战争，倒不如说他在借昨日的战争渲泄心中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其说他所写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军人，倒不如说他在借这些军人形象的塑造张扬着自己关于“男人”（文化意义而非生理意义上的）的全部理想。在《走出西草地》中，他把这种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格内容借他笔下的人物表现出来；不过邓一光并非反现实主义地一味编制理想的花环，在他的作品中，理想与现实是有机地统一为一体的。他把人物置于生命的极境加以表现，一方面是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肉体的伤害，另一方面则是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怀疑与冷遇，这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考验；不过邓一光笔下的朱成元和桂全夫们却经受了这种考验，而支撑他们的恰恰是作者所极力张扬的人格力量。不过，邓一光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对于前辈志士的赞誉并没有影响他以一个当代人的视角对历史、对战争所作的深刻的反思。《走出西草地》的故事框架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对于理想人格的张扬和对于历史的反思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