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问14:据有关文章透露,《骚动之秋》本来并未列入由读书班最后推荐的二十部作品之列(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它的获奖是否有何更深的意味? 几乎所有的局外人都对《骚动之秋》获茅盾文学奖感到意外。我也如此。这并非是因为这部作品从问世以来就没有引起什么阅读反响,更重要的是,它在艺术上确实较为平庸。 首先,就审美旨意而言,它还停留在对改革进程中一些外在矛盾的表述上。回顾有关改革题材的长篇,从张锲的《改革者》、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到柯云路的《新星》、钱石昌和欧伟雄的《商界》等,它们虽曾轰动一时却又瞬间消失于人们的阅读记忆。造成如此短暂的艺术生命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都未能真正地沉入社会底部,未能发掘出那些改革矛盾中的深层冲突——观念冲突下所隐含的文化、人性以及精神本源上的缱绻与决绝的状态。《骚动之秋》虽然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但它的基本冲突仍处在人物观念的表层,特别是主人公岳鹏程,他从一名退伍军人成为了一个农民企业家,在这种漫长的社会角色转变过程中,作者试图将他放在各种矛盾的中心,让他与儿子冲突、与妻子冲突、与上级冲突、与群众冲突、与情人冲突,以一种全方位的冲突强化他的内心世界和生命个性。但是,所有这些冲突以各种方式煎熬着他的内心,却难以促动他作为一个“农民英雄”在某些精神本源上的撕裂与嬗变,他的痛苦始终是一种观念性的、道德化的,是社会理想与自身角色的不协和造成的,本质上是守旧与创新的冲突,包含着简单的合理与不合理性。这使他的悲剧仍停止在不同观念的自我对抗上,没能像《白鹿原》那样触及到观念背后的文化和人性的深处,折射出作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历史的人和生命的人之间无法调和的伤痛。 其次,在文本结构上,它仅仅停留于对故事时空顺延性的机械维持上。《骚动之秋》作为一部长篇,它的所有叙事努力似乎就在于把故事说完整,让人物的“英雄形象”树立起来,使他们变得绝对地真实,而不是动用一些合理的文本技巧让叙事更充满审美内蕴。我们无意于否定小说在“真实性”上的力量,但站在二十世纪末的小说发展进程中,再来看这种对生活真实的还原目标,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叙事的进步。《骚动之秋》的平庸性主要就在于作者对整个故事的营构没有什么创造性,一切都遵循着既定的时空顺序,完全为了交待人物命运的发展和事件的起落,没能在文本中构成应有的叙事张力,有限的话语紧张感都是来自于各种冲突事件的安排。 第三,在叙事语言上仅仅满足于对故事的再现。《骚动之秋》的叙述虽也动用了一些方言,增加了叙事的民间性和故事的生活气息,但整个叙事语言显然不如《白鹿原》那样更具凝重感,它质朴但缺乏韵致,明净却缺少内涵,饱含生活的真实感却难以激起审美上的亲切感。 由于这些显在的艺术局限,导致了它只进入读书班最初选定的三十部小说之列,而在此后稍加精选的二十部长篇中,它即遭淘汰。但是,由于读书班不具备任何法定意义上的权威性,仅仅是给评委们作一些基础工作,评委的最终裁决可以全面自由地选择任何一部他们所注意的作品,所以《骚动之秋》还是侥幸地分享到了这份“迟来的爱”。如果要说它的获奖有什么更深的意味,那只能在文学之外,艺术之外。 设问15:《白鹿原》以“修订本”的方式在本届评奖中才得以通过,而它的“修订本”在评奖时还没有出现。这种评奖情况似乎在古今中外都还未听说过,这是不是茅盾文学奖的一个历史创举? 以“修订本”的方式来进行评奖,在张洁《沉重的翅膀》中曾出现过,不过那是以一本已经出现的“修订本”来进行的。而《白鹿原》的“修订本”还没有出现,却已经获奖了。这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的确是闻所未闻。广大读者对此也觉得非常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作者从自身的审美理想出发,坚持不愿意进行修订,那么《白鹿原》的奖项会不会因此取消呢?如果作家在修订过程中,并没有按照评委们的意见,而是进行了另一种审美倾向的修订呢? 当然这都是可能性之外的设想。事实是,我们终于看到了《白鹿原》的修订本,并且这个修订本是严格地按照评委们的意见进行删削的。所以一切可能会引起的尴尬得以安全地消解。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全体评委们来说,《白鹿原》的确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它的历史厚重性、内蕴丰繁性、审美的震撼性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确实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在长篇小说中出现的一部难得的精品。如果不评它,不仅有可能使人们对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进一步地失去信心,还有可以导致大家对评委们最基本的审美判断力失去信任。所以评委们只好小心翼翼地走了一着不得不走的棋——让作者重新出版一本“修订本”,将小说中涉及到的一些宿命性和政治倾向性的言语(主要是翻鏊子和国共之争无是非)删去,以消除有可能导致的误读和意识形态上的误解。虽然从修订本来看整个小说的艺术性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奖项对政治导向性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