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一开始，五四新文化先驱就觉察到封建父权与现代个性解放格格不入，对以“孝”为中心的封建家庭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思想抨击。在《一九一六年》（陈独秀）、《万恶之原》（傅斯年）、《对旧家庭的感想》（顾颉刚）等文里，他们纷纷指出了封建的家与国间的血脉相通的联系与观念结构的一致——在家讲孝，在外言忠，忠和国，只不过是孝和家的社会化与外围延伸而已，——因此，五四新文化先驱得出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注：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的结论，并进一步将对封建父权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封建制度的猛烈抨击。 应和着这种思想批判与文化批判，五四作家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将父权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选择了与父权紧密相联的父亲形象作为他们反封建思想与封建礼教的主要靶的。胡适《终身大事》中的田先生、田汉《获虎之夜》中的魏福生、冰心《斯人独憔悴》中的化卿，虽然面貌个性各异，可无一不是被作家们作为封建父权专制思想的代表者进行塑造的。作家们通过描绘这些父亲们同其争取个性解放自由的儿女们的冲突，凸现出他们所有的冷酷、虚伪、专横等特征，并以此为突破口，达到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形象揭露与文学批判。 思想往往是形象的先声，但思想进入文学常常又有更复杂的表现。与五四思想文化先驱对封建父权专制的猛烈而集中的思想抨击相比，五四作家对封建父权的文学抨击似乎要软弱、分散得多。父亲形象的短少，描绘父亲形象角度的单一，形象感的不足，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对“孝”、父权的众口一词的思想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中国文学正处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时期、新文学家的艺术表现力尚嫌不足以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父亲一方面固然是封建父权的主要代表者与具体实施者，但另一方面也是具体的人。特别是居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父亲，自己也受到封建思想与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他所秉有的封建父权，更多地被其他封建权威所取代和消解。所以，尽管鲁迅在《伤逝》中也曾写下过“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式的句子，可先生在写到做了父亲的闰土、华老栓等人物时，却寄予了深深的悲悯与同情——这些父亲与他们的儿子们一样，同样牺牲于封建的政权和神权。正因为中国的父与子都是更高专制统治者的牺牲品，所以当作家们脱离了男女青年争取婚恋自主、个性解放的相对狭窄的题材与主题领域，从一个比家庭冲突更大的角度反映现实时，作家们便塑造出了迥然不同于封建父权专制代表型父亲形象的普通被压迫者父亲形象。特别是，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说的，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大都远离了故乡，当他们抒写着故乡的人和事时，是“隐现着乡愁”，带着几分不无温情的回顾和依恋的。与故乡的时空间距，使五四乡土文学作家对父亲——哪怕是专制父亲——普遍多了几分宽容和温和，而少了几分苛求和严酷，这也就使五四乡土文学中的被压迫者父亲形象，成为《终身大事》中那种既具有血缘意义又富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父亲形象的有力补充，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五四文学中父亲形象的人物画廊。 造成五四文学中父亲形象的相对缺少、形象感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们在创作中常面临情与理、形象描绘与思想批判间的矛盾和冲突。五四作家对以孝为中心的父权制发起攻击，一方面自然是要清算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建立起一种人格平等、互敬互爱的父子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要由对父权思想的批判，进入到对君权乃至整个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因而在五四时期，对孝和父权的批判，常常是对整套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突破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更多的也是以文化象征符号的面目出现的。应当说，以孝为中心的专制家庭制度，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础石和基本构成单位。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知道，家的名份和礼仪定了，国的名份和礼仪也就定了。待到移忠作孝时，作为“总家父亲”的君面对的就只是一班“敬父莫如子”的顺民和奴隶。所以，封建专制君主和国家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总是想将父子关系秩序类推到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去，在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官民关系中建立起一种简单的类同对等关系，使君对臣的统治、官对民的压迫，统统笼罩和掩饰在由父子血缘关系而生的脉脉温情之中，并使君对臣、官对民的统治和压迫的正当性，得到父子人伦关系的自然属性的合理论证。封建礼教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秘密正在这里。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封建礼教对父权的推重，是服务于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外在目的的，家庭中的“父”的地位再高，照样不过是家庭外君与官的“子”。封建的孝，归根结底，不过是封建礼教束缚、统治人们的一副既温柔又虚伪的锁链而已。即使是封建时代，也是多有君要臣死的君，而少有父要子亡的父。这样，当五四新文学作家经由对父权的批判进入到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时，便陷入了情与理、文学描绘与思想批判的矛盾和冲突。理智上，他们觉悟到对代表封建父权、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必须展开毫不妥协的揭露和批判，在情感上，他们对现实的、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又不无依恋；在思想批判的意义上，作家们可以对观念上的、以集体面目出现的父亲展开猛烈轰击；在文学描绘的意义上，作家们却难以对具体的、以个体形象出现的父亲妄加褒贬判断。因为，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对子女的正常的必要的严与教，同代表封建父权的严酷与专横之间的界限，本就难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这在客观上就给作家们的文学描绘设置了一道颇费踌蹰、难于妄加判断的难题。赞美父亲不免有几分为封建父权专制歌功颂德之嫌，抨击父亲又不免陷入目标不明的窘境。面对这一两难境地，五四作家在创作中于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父亲形象的塑造，从而一方面导致了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的相对缺少，一方面带来了“隐形父亲”形象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