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度被称为“废墟”的沦陷区文坛，一个年轻的小说家袁犀在他的一本小说集中这样说： 我们常常喜欢好说的“历史”，原不过是时间的堆积。我这一本小书，是我的生命的记录，生命也只是时间的延续，而我们都在受时间的试炼，想要超越了它是不可能的。然则，时间是苦恼而已。苦恼的自觉便是时间赋予生命的意义。 苦恼的自觉岂不就是文学吗？（注：袁犀：《〈时间〉卷末记》，北平文昌书店1945年6月出版。） 他的意思是说，所谓“历史”和“生命”，其实都只是时间的延续，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由时间的延续之中所遭受的“试炼”与自觉的体验，“文学”就是对于那些自觉的体验的表达；而生命在时间中最基本的体验是“苦恼”，因此，文学所表达的是生命的“苦恼”。这种认识使得袁犀逐渐趋向于经由某些具体的生命“试炼”来暗示关于生命的一些自觉体验，每一个具象的形象背后，都隐含着作者对于生活、生命的一种抽象意识，他的小说写作也由此染上了“象征化”的色彩。袁犀这种大有当时西方现代思想意味的对于历史、生命与文学的看法，与当时东北的另一位年轻作家爵青非常相似，不过这种情形在沦陷区文坛只能算是一两个偶然的特例。但战争期间的中国文坛关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或是政治哲学的讨论相当频繁而复杂，抗战前后关于“象征主义”小说的介绍与讨论也同样非常热烈，一种抽象思维的热情在战争期间的中国似乎前所未有地激动了不少人。这里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发生在小说理论与创作上的“象征化”问题。 关于“象征化” 1940年代对于国外小说与小说理论的翻译和引介，据茅盾1946年统计，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前期的介绍工作主要是在苏联的战前作品（苏维埃文学中划时代的长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后期则除继承前期的工作而外，又把注意普遍到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了”（注：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重庆《文讯》第6卷第2期，1946年2月。）。 这一统计忽略了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这就是卞之琳、盛澄华、萧乾、孙晋三以及陈敬容等人对于正在当代西方发生重大影响的小说作家纪德、吴尔芙夫人、卡夫卡以及契诃夫的引介与评论。那些主要刊载于《时与潮文艺》与《大会报》的译介表明，译介者对于世界小说艺术的发展趋向有着高度灵敏的反应，对于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也正开始着积极的思索，尤其是，他们对于西方作家使小说突破传统的情节中心而向人的心理世界深入、使小说脱出单纯的故事性樊篱而获得对于人类生存境遇的某种整体象征性的创新，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那些关于现代西方作家新作的译介和评论，作为一种新知，或许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系统明晰的思想材料。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卞之琳，1945年组织他的学生翻译了六种英文小说，虽然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藉此在国内翻译界多少树立一点严正的标准与风气”（注：卞之琳：《小说六种》，南京《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1期，1945年8月。）， 可是他为每一个译本所作的序言却表明，卞之琳实际上是在为促成他所倡导的小说表现方法的“多样性”而向读者和作家提供相关的范本（注：卞之琳：《新文学与西洋文学》，南京《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1期，1945年8月。）。对于当代英国小说，人们主要介绍的是它“丢开凭情节场面制造的戏剧性，把小说由‘里’向外写来”的“心理小说”趋向：它“所企图捕捉的，不是人生本相，而是人生在人心灵上所投的倒影”，因此它“不止是把小说由粗推到了细，更是由浅推到了深”，“注意力由情节引到情绪，由戏剧引到诗感上面去”（注：萧乾：《詹姆士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复刊号），1947年6月。）。同一时期，关于当代美国小说的介绍，又多半是针对于当代英国小说之缺少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说“当代英国的小说，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和活生生的人生，已是距离渐远，研究的对象，走向变态的人生，而不是鲜红活跳的人生，作家的试验，在技巧的试验，而不在素材”，“‘活’的感觉，‘生’的喜悦，却正是当代美国小说所给予我们最夺目的印象”（注：孙晋三：《美国当代小说专号引言》，介绍了八位作家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的小说，重庆《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2期，1943年9月。）。姑不论对于英国小说的这种意见是否准确，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与活的人生相脱节的纯粹的技巧试验，并不特别受到他们欢迎。作为194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纪德在中国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他的“纯小说”观念被引介进来（注：盛澄华：《试论纪德》，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5、6期，1945年1月、2月。 ）； 另一方面，人们又特别强调了他的所谓“平衡”理论（Equilbre），即认为“思想必须与表达它的形式有一定完美的配合”，因此在“形式”与“思想”之间，应该有各个不同的组合形态，“一个有一己思想或情感要表达的艺术家，或时代，必须另行探找一个新的表达方式”（注：盛澄华：《纪德的文艺观》，上海《人世间》第2卷第4期，1948年3月。），由此，“文体的演变里透出的思想的演变”，才是艺术家个人或者时代留在艺术中的应有印记（注：卞之琳：《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桂林《明日文艺》第1期，1943年5月。）。纪德这种有点玄妙意味的文学思想，被当时人称为一种象征派文艺观，在得到鼓吹的同时，也受到了类似如下的指责：“纪德唯一的毛病就是想把生活提高，把生活上升转化为观念，然后再用他的观念编造成艺术，……掉进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游离了生活”（注：端木蕻良：《创作和生活》，上海《文艺春秋》第4卷第5期，1947年5月。）。而关于卡夫卡的引介， 则不仅有对象征派文学思想的介绍，而且有了关于方法论的初步解释，比如孙晋三就介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