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 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注：参见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胡适），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注：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注：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胡适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注：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槃”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注：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裸体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裸体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