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同外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几乎从其雏形开始，就呈现出与比较文学的因缘。譬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里，就涉及了新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翻译介绍。赵景深在《中国文学小史》（1926年初版，1936年第19版）里，指出叶圣陶的小说，从《隔膜》到《城中》，“复由日本白桦派的风味改而为柴霍甫式的幽默”。陈子展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陆侃如、冯沅君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也都见出一点比较文学的意味。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与各集导言更是表现出较为宽广的比较文学背景。 尤其是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得到确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引入现代文学研究，对于拓展视野、深化研究大有裨益。从已有的成果来看，现代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大致在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作家作品的比较，譬如鲁迅与有岛武郎、契诃夫、果戈理，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郭沫若与惠特曼，茅盾与左拉，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屠格涅夫，老舍与狄更斯，曹禺与奥尼尔，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雷雨》与《大雷雨》，等等。二是流派的比较，譬如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感觉派，等等。三是思潮的比较，譬如中日“人的文学”思潮，中日、中苏普罗文学思潮，中外现代主义思潮，等等。 成绩无疑是显著的，但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来看，还有明显的不足。归结起来，就是缺乏一种视野开阔、气度恢弘、贯通始终的比较文学史眼光。所谓比较文学史眼光，就是要把比较文学从方法论层面上升到历史观层面，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比较文学的材料，把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阐释与文学成就的评价之中。 一 以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内，比较文学的材料往往用翻译文学代替外国文学。这里姑且不说作品的翻译是否会“走味”的问题，单就方法而言，这样的研究涉及面嫌窄，容易以偏概全，难以完整地把握外来影响的源头。且以五四时期为例。诚然，五四时期出现了近代以来译介外国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无论从翻译队伍的规模与素质，还是从翻译所涉的范围（国别、语种、作家）与作品的数量、水平来看，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成就要高于以林纾为代表的第一次翻译文学高潮；翻译文学对于新文学的诞生与成长壮大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五四文学前驱者，大多有过留学经历，精通一种或多种外语，他们所受影响毋宁说是直接来自外国文学的。当时，文学翻译尚未职业化，大多由作家（当时的作家亦尚未职业化）来兼任。谋生的艰难，创作的紧张，加上市场制约等诸多缘故，外国文学的翻译相当有限，有些事实上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品并未及时译介过来，尤其是理论批评著作始终未能得到较为充分的翻译。这就是说，翻译与影响不尽同步，有时翻译反而迟滞一些，甚至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形下，仅仅依据翻译作品来做影响研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其重要作用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关于其来源，文学史著作往往一笔带过，缺少必要的深入揭示。实际上，“人的文学”观念的提出，与周作人所受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 武者小路实笃于1912年发表重要论文《“为自己”及其他》，阐明他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融合的立场，而后这一立场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到或隐或显的表现。1918年3月至5月，他相继发表关于新村的三篇“对话”，表达了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与构想。自白桦派发轫始，周作人就对这一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流派、尤其是对其中的武者小路实笃发生了深深的契合。《人的文学》关于人道主义的界定——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关于利己与利他的关系以及性爱与亲子之爱的阐释，关于人类的概念，关于社会改革的见解等等，都可以直接从武者小路实笃的上述作品中找到源泉。而武者小路实笃文论的翻译有的姗姗来迟，有的一直付之阙如，仅靠翻译材料来做研究，就无法找到这一源头，影响文学史描述的具体性与准确性。 有些创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影响关系，如果拘泥于翻译的时间，也会遮蔽探寻影响关系的视线。譬如有岛武郎的小说《该隐的末裔》，刻画了一个缺损的个性。主人公广冈仁右卫门，他的意志坚定、刚强，他的性格犹如北海道三九天的白毛风一般粗犷、暴戾。他带着妻儿到松川农场作佃，梦想通过自己的劳动，3年后成为农场第一佃户， 5 年后成为小小的独立农民，10年后盘进一个像样的农场。他敢想敢为，甚至带有一点原始的野性：打架、找情妇、凌辱女性，同农场主的势力抗衡。笠井之流不敢搞减租运动，他表示轻蔑，索性只身去闯场主所在的函馆，要同场主当面理论一番。然而一到函馆车站，建筑物的巨大就吓破了他的胆子，等到进了场主的家，那光滑的地板，洋溢的香气，扑面的热浪，名贵的熊皮，尤其是威严的场主劈头盖脸的训斥，震慑得广冈仁右卫门失魂落魄，连话也没有说清楚就灰溜溜地回到家里。当他镇定下来，也曾忿忿地想：“假使主人是人，那么自己便不是人，假使自己是人，那么主人便不是人。”但他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勇气去同场主对阵了。最终，他作为一个失败者带着妻子离开了这块曾经播下梦想的冻土。他的失败决不仅仅是失去了唯一的爱子，失去了爱马，失去了一个有志气的农民的梦，更重要的在于他失去了坚定的人格自信。他可以对家人发威，对邻人施暴，可是当他面对威严的场主时，他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可以叱咤风云的龙，而是一条丑陋、怯懦的可怜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