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50年代初，曹靖华写过一篇散文《三五年是多久》，我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的。时隔多年，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作为标题并在文章中反复出现的这句问话，却留在记忆深处。我面对的应该是与此相联系的一句：50年是多久？ 我比较重视50年这一时间概念。50年，半个世纪，历史长河中不过匆匆一瞬。世界历史上有过著名的“百年战争”，50年只算打了小半场战争，输赢未分。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50年几乎是他有效生命的全部。人的视野有限，记忆有限，离得太近或太远都看不真切，记不清楚。50年，恰好提供了一个不致忘却而又便于审视的距离。何况我们刚刚走过的50年，确实具有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认识价值。对于我们，这50年不仅是文字上的一段历史，也是个人经历所在，情感世界所在。我们成长于斯，歌哭于斯，生命的追求与心血都和这50年的风风雨雨绞缠在一起。 当我们进入50年的散文世界时，曾试图理出一条线索，以散文作品重现历史的脉络。哪怕仅仅是普通人的心灵的历史。然而，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是尊重历史，还是尊重散文？50年的历史是连贯的，50年的散文却是断续的。如果尊重历史，从散文角度将看到许多不伦不类的畸型儿；如果尊重散文，则50年的概念只剩下一个空泛的框架，中间的填充物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更有多处空白，何谈脉络！两者权衡，只有选择后者，这也就等于选择了破碎。如果说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读者现在看到的只能算作这镜子的一些碎片。只要不翳，碎片也具有镜子的功能，相对于镜子的脆弱，碎片也许更坚韧一些。不过，与碎片的对话，只能是断断续续的。 本世纪第二个10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和第一批新诗，在文学史上都有定论，惟独散文，至今难以说清哪一家哪一篇为其发端，不是缺乏资料记载，只是难以划清一般白话文与具有独立品格的白话散文之间的界限——现代散文的轮廓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周作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这些关于现代散文的论述，其实都透出散文文体特征的某些信息。比起诗和小说来，散文更直接地联系着人的内心世界，他几乎和人的内心一样宽阔无边。然而它也具有自己的特质，这特质主要并不是语言形式的某种规范，常表现为作家心理个性在语言风格上的投射。因此，白话文的出现和现代散文的诞生，中间需要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这也是作家的心灵解放和个性熔冶的过程。一旦成熟，散文的崛起并不表现为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而是一批心灵形态和文字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的出现。20年代涌现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将现代散文推向了发达的极致。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述：“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头脑中的现代散文概念，就是这些具体作家的具体散文样式，是他们赖以独立存在的个性。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近50年来的散文，可能会清晰一些。 现代散文的黄金时代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终结。战争有战争的逻辑，一切为了前线，救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人或投笔从戎或以笔做枪，加入救亡行列。单一的价值取向无法提供散文小品原来的土壤。报告文学、特写应时而兴。其间，也有过“重振散文”的呼号，终因不得根本，未见实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一切终得变”（沈从文：《致吉六君》）。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设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一条广阔的道路。建国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文化战线却斗争连绵不断，战争时期的价值法则仍在规限着观念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发展的艰难与多舛是不可避免的。散文作家中除极少数保持原来的写作心态，偶有新作，多数在换笔过程中转用较少涉及内心的特写形式。社会转型期对人的心灵的冲击及其所呈现的复杂矛盾的状态，在当时的散文中，基本没有留下痕迹。如果说，1957年以前，杂文写作有一个短暂的兴旺期，散文小品则需要较长的孕育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常被阻断。直到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实行新经济政策，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环境，民族精神在内外压力下的勃发，使散文有了一些生机。杨朔、吴伯箫、刘白羽、曹靖华、秦牧等作家，分别以自己的作品尝试着散文新路的探索。这以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社会生活空间日趋窄逼，人的意识与心路愈益走向极端和褊狭。终致爆发“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文化专制导致文化虚无，散文也只有夭亡一途。 “文革”前的散文中，以杨朔在1959－1963年间的作品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位文体意识较自觉的散文作家。他主张恢复散文小品以抒情为主的传统，提出拿散文“当诗一样写”，“寻求诗的意境”，动笔时“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他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时代的内容和美文的形式相融合，创造新的散文样式，因而他的作品也就最鲜明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杨朔在散文艺术中的探索是不容忽视的。他熔炼古典诗词的典雅和当代口语的简洁所营造的语境，因便于接收和模仿，对当时以至后来的散文产生较大影响。有意思的是，杨朔散文本有相当数量以国内生活为题材，他却在自己两部主要散文集的后记中强调其作大抵是“一些国际题材的散文”，不知是否另有隐衷。杨朔具有一个诗人兼记者的敏感，1961年出版《东风第一枝》时，对自己的文字还是充满了自信，1963年为《生命泉》出版所写“附记”中，却曲折透出隐忧，并埋下自我保护的伏笔：“读者也许会怪我说，从这本集子里，看不出斗争的尖锐化。说得对。……但愿有一天，写作条件能允许我弥补这种缺陷。”果然，斗争的尖锐远远超出作者的想像，在蓄势待发的“文革”狂潮面前，任何个人的敏锐或迟钝，都无救于自身。杨朔的散文探索，只能终结于中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