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1949年至1999年中国文学的收获，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共和国50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而兴奋。以笔者的阅读感受，共和国50年来的短篇小说当然美不胜收，堪称经典的名作佳篇也时有出现，但小说家们对短篇小说文体特殊性的思考、研究乃至创作实践上的探索似乎还缺乏普遍的自觉。而短篇小说这种格外体现“以一当十”艺术功力的样式，如果没有更多小说家在文体上尝试的自觉，不能不说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尚有一段距离。共和国5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当然也堪称硕果累累，特别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可谓风行一时，我们也从中欣喜地看到了其辉煌的前景。然独步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名著的出现，仍有待于时日。而中篇小说，尽管在“文革”前的17年间不甚发达，在进入新时期文学的20年间，却异军突起。或许因为在一个革故鼎新思想激荡的时代，在文学资源如飞瀑湍流的历史环境中，在一个人人急欲借重文学的酒杯，浇淋自己心中块垒的时刻，短制显得单薄而工巧，难于承担思想和情感的重量，鸿篇又有待于蕴酿和打磨，而中篇，恰恰因其能够承载厚重又可以比较快捷、自如地抒写作家的情感，便成为了新时期小说家们最为得心应手的武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应时而盛至今不衰的中篇小说，其主要特征是：以充沛的时代精神和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展示了多彩的生活画卷和凝重的人生图景；以独特的创作个性的充分呈现，显示了风格各异、别具神采的叙事魅力；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尝试，大大激发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大大促进、丰富了现实主义和各小说流派的表现力，为新时期小说的多样化开创了宝贵的探索之路。以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如此厚重的人生图卷为背景，以独具个性魅力的叙事为特征，以多样化的艺术追求互为竞争和补充，中篇小说创作佳绩的取得自为题中应有之义。近20年来，就我之视野所及，窃以为，不少篇章置之于世界中篇小说的佳作之列，也毫不逊色。因此，评估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中篇小说创作成就，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尽管中篇小说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和最丰硕的收获只是近20年间的事，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浩劫的十七年间，中篇小说也的确是一个不甚活跃的品种，然而我们还是不应忘记，不少作家从那时起就奉献了优秀之作，他们对新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创之功，是不应被埋没的。我们所见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刘白羽的《火光在前》。该作品发表于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上。这部以解放军南下渡江战役为题材的作品，完成于渡江战役结束后一个多月，因此，至今读起来，仿佛还闻得见战斗的硝烟，听得见泥泞中行进的战士们的脚步声。刘白羽是一位以反映时代讴歌英雄见长的小说家，他说他期待着那样一种作品——“多年以后把它打开来，从那书页上，还能散发出那个时代的英雄的气息，还可以从中听到那个时代的迈进的步伐，从中实现那个时代的创始者，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非常激动人心的形象。”《火光在前》应该说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晶。此后十七年间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应推孙犁的《铁木前传》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发表于1956年的《铁木前传》描述了当他们面对新时代作出不同的人生抉择后所导致的友情亲情的瓦解。作品对两家矛盾的社会背景的设置虽然带有“两条道路斗争”的痕迹，表现了作家认识生活的历史局限。然而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作品，作家又显示了其对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追求和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胆识。首先作家不像同时代某些作品那样直露地正面展开“两条道路斗争”，而是着眼于人生抉择的苦闷，人情冷暖的失落，这使该作品给我们留下的，不是历史的是是非非，更多的倒是人生的叹惋。至今读起，仍然觉得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其次，作家对人物的处理，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对正面人物，并不像当时流行的作品那样一味地作“英雄”状，而是真切地面对生活中的普通人，通过对铁匠傅老刚及其女儿心灵的刻画，可信地反映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对新生活素朴的期盼与追求。对非正面人物，譬如对既放荡又苦闷的农村少妇满儿的形象塑造，针砭中寄予同情，表现了作家见解独到的艺术勇气。发表于1957年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是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中篇力作。杜鹏程以充满诗情的叙述和蕴含哲理的议论，以粗犷豪放的笔触，表现了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地上，面对艰险的勇敢与退缩，面对献身的坚定与犹疑，展现了在和平建设环境中两个老战友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的分野。难能可贵的是，在知道分子多以被贬损被歪曲的形象出现在文学画廊的年代，杜鹏程塑造了张如松、韦珍等新老知识分子形象，把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中坚加以讴歌。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忠实于作家良知的坚定，使《在和平的日子里》所反映的思想矛盾和人物风貌，基本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当我们把这部作品和同时代的某些作品相比较而阅读的时候，不能不对作家充满了敬意。 如前所述，中篇小说真正丰收的时代，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一起来到的。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太多的人生感慨，一旦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决“四人帮”和“两个‘凡是’”的堤坝，文学势必首当其冲地成为呐喊者和鼓吹者。开风气之先的，是短篇小说。其实，看看当时风行的短篇小说就不难发现，其思想含量、人物安排乃至情节设置，与其说是短篇小说，不如说更具有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那些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短篇小说，更像是作家们为了赶上狂飙突进的时代而急急讲出的一部中篇小说的梗概。那么，几乎与短篇小说的风行同步，中篇小说的时代就自然而然地到来了。 1979年，是中篇小说创作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引起文坛关注的一年。张炯在《文艺报》发表《1979年中篇小说的崛起》一文称：“一年间中篇小说发表和出版的数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年，在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上都有新的开拓，思想和艺术也明显在提高。佳篇络绎不绝，令人目不暇接。新老作者竞相以自己辛勤的劳作，为中篇的繁荣做出贡献。”如果说，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1979年引起读者注意的佳作还较多地带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特点的话，到了1980年以后，中篇小说的题材又有了新的拓展。徐怀中以《西线轶事》掀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新篇章；谌容以《人到中年》发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感喟；刘绍棠以《蒲柳人家》重现运河人物的神韵和运河乡土的风情；王蒙以《蝴蝶》对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轨迹作检索和反省；蒋子龙以《开拓者》继续对改革大业投以热切的关注……正经历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界既表现了拓展文学题材的活力，也开始展示了对生活对历史对人生的独立思考，开始寻找个性化的艺术表现的途径。王蒙的《蝴蝶》堪称中篇小说体裁里这种展示和寻找的开始。随着八十年代的推进，也随着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的成长，中篇小说创作在保持其关注时代关注生活的敏锐触角的同时，寻找更为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成为了作家们的自觉。我们从张承志《北方的河》中，领教了汪洋恣肆的叙事和激情饱满的语言；我们从史铁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读出了貌似平静的叙述后面的幽默以及这幽默背后的冷峻；我们从莫言的《红高粱》中，感受到了意象的冲击和色彩的热度；我们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品味到了幽默的无奈与残酷……就这样，近20年间，中篇小说的创作一直保持着多样化发展势头经久不衰，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家在中篇小说领域雄据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