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3-0113-06 “五四文学”作为特定的历史范畴，是在古今中外文化剧烈碰撞和激荡交汇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辉煌开端。由于它的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从它诞生以来吸引着一代代学者和作家，以不同的眼光、态度、标准对它进行审视、评判和研究，似乎有道不尽的“五四神话”，有评不完的“五四学”。每个研究者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五四文学”，不同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不同的审美倾向都过多地参与到五四文学研究史中，这不免更增加了“五四文学观”的复杂性和混乱性。梳理这一线索对重新观照和“重写”新文学史也许能够提供一种必要的参照系，从而引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更深入的思考。以下试图从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三大层面对“五四文学研究”进行粗略考察和评述，因篇幅所限，其中创作形态及90年代中后期研究只作略述。总起来看，五四文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历史步伐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显示出三个既相联系又有差别的研究阶段，五四至4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 一、现代神话的诞生：在自由的阐释中 早在五四后期，一些文学先驱者就开始对刚刚发生的文学革命予以关注和评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的第十章从史的角度对1916年以来文学革命的背景和酝酿以及爆发过程作了论述，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与历史上“无意的、随便的国语主张”相比，是一种“有意的主张”，而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同时根据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他断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必用之利器。尽管胡适未能从形式解放和思想解放相结合的角度全面地论述文学运动，但他却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有分寸地评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巨大功绩，其中不少见解都是相当中肯的，日后不少人都加以沿袭。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对五四文学运动形态研究较早且颇有影响的著作。该书虽然也从新文学历史的渊源流变的角度探讨文学革命，但与胡文不同，周作人主要是从内容，即思想、精神等方面的变迁演化入手展开讨论的。同时他还针对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提出异议，如他不同意胡文关于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不过是“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的起伏。他也不同意“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这一提法，指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据此他又提出“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而胡适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五四文学运动其根本方面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多一种新近输入之科学思想罢了，所以他认为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仍然是“言志”。有鉴于此，他还提出新文学运动的发端应从1894 年中日甲午战后算起， 这一观点似乎与80年代研究界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讨论极为接近。从追溯新文学运动的渊源、探讨五四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考察文体形式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诸方面来说，该书确有独到之处，至少为研究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见解。但他机械地将文学革命纳入历史上所谓“总如此”的“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起伏变迁的轨道中，并认定五四文学是“言志”文学，不免抹杀了新文学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质变性质，低估了这场运动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伟大历史功绩。 1935年，十巨册《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每一集都有当时新文学界权威撰写的研究性的导言及蔡元培写的“总序”。这些“序言”是对五四文学的系统而较为全面的研究，是对其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的综合评述，将五四文学研究推到第一个高潮。本时期还出现了数本从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的比较系统的专著，影响较大的有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评述》等。这些著作虽然不是专门论述五四文学的，但都涉及到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评价，与“大系序言”一起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上：（1 ）关于五四文学运动的性质、理论观点和历史功绩等问题。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不过他把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仍落脚于“文学工具的革新”。王丰园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将文学革命的口号概括为两个：一是反封建的贵族的文学，一是建设自由的、平民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这里的“自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平民”也只是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为代表。所以“他们标榜的自由的平民的文艺，不外是‘新封建的、新贵族的文艺’”，因而他们的成绩“只是扫除了代表封建意识的旧文学，却根本没有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这种观点显然受到当时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客观意义。（2）关于文学革命运动的起因。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仍然从白话文学运动的角度加以探讨。陈子展在专著中将文学革命的原因归纳为四点，即文学发展上的新形势、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这个分析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较为全面正确。王哲甫则将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原因分为“近因”和“远因”两个方面。远因是民间文学的演进，佛教之传人，海禁开放后外来之刺激，废除科举四个方面；近因则是西洋文化之输入，国语运动，外国书籍之翻译，政治革命之影响四个方面。这一概括更为全面周详一些，但却不如陈子展的说法更能抓住要点。王丰园主要强调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必然性的社会基础：一是封建制度的崩溃，生活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影响到文学上简单化、群众化、通俗化；一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总起来看，当时人们主要是从社会基础的变化和外来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的。正如鲁迅所总结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需要，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注：《〈草鞋集〉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这与当时人们将五四文学运动视为一场欧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相一致的。（3）对五四文学运动后期，尤其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后的理论观点和文学创作的研究与评价。当时人们认为创造社较之文研会影响更大，吴文祺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创造社提出的“表现自我”的口号正合了一般青年的胃口；二是青年往往富于热情，浪漫气息很重，又特别关心恋爱婚姻问题。王丰园认为鲁迅的作品大都描写封建社会，且多取材于农村，而城市的青年不明了农村景况，自然对之不感兴趣，这也是创造社影响最大的原因；他还指出创造社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其“反抗的精神与新鲜的作风”，而其“夸大、浪漫、颓废”的倾向对青年人则起到了坏的影响。研究者大都认识到，文研会和创造社尽管在表面上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流派，“其取径不同，但其反封建的文学则并无二致”。这与几年之后李何林的观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虽取径不同，其反封建和反不合理的现社会则是一致的”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