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帝败战投降，于是在1895 年从中国被割让出去的殖民地台湾宣告光复，复归祖国。仅仅距此一年五个月以后，台湾现代文学的杰出作家吕赫若（1914—1951），放弃了日语，以相当流畅的祖国白话文共同语，发表了在艺术上出众、思想上深刻的小说《冬夜》，从而把台湾文学从现代带进了当代。小论的目的，在于从分析甫告光复的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潮流，以及作者吕赫若在光复后四、五年间的思想与实践的轨迹，说明杰作《冬夜》如何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刻而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典型的社会背景，以及这背景中典型的阶级及其人物的相互关系和生活的本质。 一、甫告光复的台湾社会 伴随着台湾总督府权力和军警力量的瓦解，台湾五十年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随之崩解。1945年8月15日以后，一直到11月初， “国府”先后宣告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成立。11月17日以后，“公署”官员乘四十多艘美军舰船到台接管。10月24日，陈仪和象征国家机关的军、警、宪合计约三千人在台湾登陆。10月底开始，“公署”开始订立各种法条，接收前日本总督府官有企业和日本独占资本留下来的企业体，展开全面接收日帝遗留的独占体而予以国有化的行动。自此，以旧中国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卖办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为统治核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接管了台湾，台湾于是重新编组到一个巨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成为她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曰光复之前，台湾已是一个经日本人经营得相当进步、繁荣、文明的社会，光复使这文明的台湾和一个落后、贫困的大陆社会强行并合，因此甫告光复后台湾社会经济的混乱、米荒、饥饿、通货膨胀，都是“强行并合”后国民党官僚的腐败、劫收和倒行逆施的结果。 当然，陈仪当局全面接收了日帝下总督府和日本私人独占体，并且整编为庞大的“国家”资本。这“国家”资本所收夺的巨大独占利润，又必须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民党国家的内战军事财政及战后重建服务，从而被巨大的、破坏性的内战财政所鲸吞。于是这“国家”资本不能不以台湾银行的非常信用扩张，取得需求孔急的资金，从而造成沉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另一方面，陈仪当局又将内地在抗战时期所推行的、半封建的“地租物纳”体制带到台湾，与战时总督府的统制经济的遗体重叠，在光复后的台湾施行严格的粮食管理政策。为了确保内战财政中的军公粮食和通货膨胀下税收的价值，地租物纳和余粮的强制征购的确造成对于台湾农民和地主的压迫和苛烈的收夺。（注：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页38—39，人间出版社，1992年，台北。） 但是，台湾社会在光复后严重缺粮和饥饿的情况，其实很早就开始了。1945年11月，及光复后的两个半月，陈仪当局就受到缺粮的强大压力，下令禁止台湾食粮对外输出，严禁米糖私运出省。12月，台湾缺粮进一步严重化，实行大米配给制，全省粮价腾贵，物价跟着上扬，“行政长官公署”呼吁地主不要囤积。1946年1月，台南缺米严重。2月以后，“公署”和警总连番严令禁止民间抢粮、强行购粮、“阻碍运粮”和囤积惜售。而国内的国共全面内战，是在1946年6月以后的事。 台湾的“田赋征实”办法，也是在内战爆发后一个月的1946年7月的事。 “国民党劫取台湾大米打内战，致有‘粮仓’之誉的台湾严重缺粮”之说，没有科学根据。 那么，《冬夜》中描写“一斤米超过20元，自己在酒馆里赚的钱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是不够的”情况，即1946年末大米腾贵，通货膨胀的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12月，台湾的知识分子已经有深刻的认识了。（注：兹举一例。1946年10月创刊的《政经报》第一卷第二期（1945年11月）有“粮食问题对策”的座谈等。）把当时的讨论做一个概括，台湾光复后的严重缺米，实肇因于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以及因之而起的“太平洋战争”。具体地说，是（一）战争末期严厉的粮食统制、粮食征集，不但使广大的农民受到严苛的盘剥而穷乏化，也使地主积累大幅萎缩，生产意愿低下，农村广泛贫困化。这种战时经济的局促，在光复后益见突出；（二）由于战争的破坏，航路不正常，作为肥料的东北豆粕和美国硫胺化肥在战争期间即告中断不继，严重影响光复后稻米生产；（三）由于日本战争扩张政策，将全岛人力为战时“要塞化”驱策，分派到辽阔的战场、岛内厂矿事业单位，农村劳动力锐减，农事荒废；（四）强迫农民从事战略农作的栽培，减少了稻米粮食耕作的面积；（五）盟军对台湾农村的轰炸造成损害，以及（六）前文所提在战时农业统制、强征，造成粮食严重短缺。（注：林金茎《台湾粮食缺乏的原因》，《政经报》二卷二期，页6—8。） 1946年6月，“国府”发动全面内战，中央的内战财政沉重化。7月，台湾施行田赋征实办法，农民被迫以实物稻谷缴税，台湾的粮荒益烈。至1947年1月，米价暴涨，一日提价数回， 到了“二二八”事件前夜，食粮价格一直攀高不下，成为点燃二月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包括米价在内的物价腾贵，造成广泛人民生活的窘迫。《冬夜》中的杨彩凤，在回到娘家以后，正是被严峻的生活所迫，到酒家卖笑。依据资料，1945年12月的物价，比四个月前战争结束、台湾甫告光复之时腾贵了十倍之多。（注：《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1、页八， 薛元化主编，张荣发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台湾史料编纂小组，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于是战后物价和金融问题，也早在光复不久就引起了台湾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切关心。（注：例如《政经报》1卷4期、5 期连续刊有“金融问题对策”的座谈会记录，表现陈逢源等人对问题相当的认识力。）概括而言，可以看到这几条，即（一）战后生产疲无起色；（二）经过整编的公营事业国家资本，以台湾银行为其顶端，吸收台湾经济剩余，挹注损耗性内战财政，造成以通货膨胀为表征的经济和财政上的混乱；（注：刘进庆，前揭书，页39。）（三）台湾与大陆在经济上的连动，使内地金融财政的混乱波及台湾。通货膨胀比台湾更烈的上海，来台抢购物资；“公署”大量冗员的巨大薪资的流出，都造成台湾物价的持续恶质上扬。（注：“金融问题对策”座谈记录，《政经报》一卷五期，194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