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黄春明文学创作的动能，来自他自己的生活记忆。相对于疾步资本主义化的台湾西部平原，黄春明位处东北海岸的故乡，一直保持着更贴近土地的踏实与素朴。这样的人民日常生活，成为黄春明记忆中的最鲜活跃动的场景。这些扣紧特定历史脉络、生活场域与生命经验的“记忆”，可以说是激发黄春明文学创作的原动力。黄春明的作品分期，有两阶段论，也有三阶段论。当然所有的分期都只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在此，本文以两阶段来区分，早期是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其中大部分是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少作；后期是一九六七年以后，风格明显包括两种，一是书写宜兰乡土人物，见证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种种反应，二是移居台北，任职广告公司后所见的都市人事物，特别是几篇跶伐美、日两国有形无形的经济、文化侵略的作品。 黄春明最早出现于台湾文坛的时间是一九五○年代后半期，他的处女作《清道夫的孩子》，于一九五六年以春铃的笔名发表于“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团务通讯《幼狮通讯》，当时还是屏东师范的学生，这个时间约略是六○年代现代主义萌芽之前。六○年代前半期，在一片“现代”声中，他创作出一系列被《联合报》副刊主编林海音赏识的短篇小说，可是这些少作，被后期的他自己消遣说其实非常心虚，只知道拼命跟着人家“现代”，就仿佛他其中一个短篇的名字：《跟着脚走》。这意思是：跟着脚步，脚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头在这里似乎是没什么作用的——十足黄春明式的自我嘲讽。时间进入一九六七年发表《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之后，他找到一个比较不心虚的出路，就是书写他最熟悉的故乡人事，这批小说到了一九七○年代，“回归乡土”之大纛高举时，甚且还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乡土小说——尽管他本人并不十分认同这种“称誉”。对他而言，“乡土”并非刻意标榜或建构出来的文学虚像，反倒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实存，这些他十分熟悉的人、事、时、地、物，这些确曾发生过的生活场景，在他提起笔、摊开纸张之际，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思绪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文学的素材与图像。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屋顶上的蕃茄树》一文中，黄春明清楚地述及他的文学泉源，那些乡俗小民似乎想借黄春明的纸笔发声一般： 他们像人浮于事，在脑海里涌挤着浮现过来应征工作似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想把脑子里的老乡拂去。但是他们死赖活赖不走，还有我自己温情的根性所缠，只好让他们在那里吵嚷，而无奈于对。（注：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收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一九八九年七月），页三三。） 黄春明其实很清楚自己文学关怀的面向与缘由，真诚的“感动”是他书写的能量，他坚持写能够感动自己的题材，因为文学创作者唯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黄春明笔下的乡俗小民之所以能够感动他，在于他们内蕴的深沉生命力，而他不仅想用文学来描绘这股强韧的生命力，还要去探究这股生命力之所以燃生的原因： 我在想，所谓小人物的他们，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这么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如果能写成功这种作品，永远永远，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感动人的心灵的。（注：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收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一九八九年七月），页四一。） 通过这一类乡土作品，黄春明与笔下的小人物都活生生地存在读者心中。随后他笔锋一转，开始以冷辣的观察、喜剧的夸张手法，点出七○年代台湾依附于美、日经济强权下，种种光怪陆离的跳梁人物。基本上已经把生而为人的种种软弱与限制都考虑进去了，所以它只反映少数细节，细节堆叠出怎样的社会实像，这还要看读者配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批显然更被理性头脑引导的作品，在主题上几乎与他《文季》时代的旧友陈映真不谋而合。第三世界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困境，不亚于殖民时代的强力剥削，美／台、日／台间长年纠葛不清的政经依附关系，都是他们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绝对低音，反覆回旋。本文试图比较几篇黄春明与陈映真主题相近的作品，探讨其中所显示的意义。 陈映真的作品分期同样可分为三期，也可大略分为两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七月，也就是《面摊》至《六月里的玫瑰花》是第一阶段；一九六八年五月民主台湾同盟案被捕，判刑十年；一九七五年七月蒋介石死后，减刑出狱，再经数年的沉潜、思考，一九七八年三月《贺大哥》、《夜行货车》开始一系列的“新帝国主义”作品，以迄《山路》、《铃铛花》、《赵南栋》系列以白色恐怖为题的作品，皆可归于第二阶段。黄春明与陈映真属于相同的文学社群，若就各自的两阶段来看，相当值得观察。 二、黄春明、陈映真小说对照年表 由附表（见第100—102页）可见，陈映真的处女作尚且晚于黄春明出现，但他的作品却一开始便集中于《笔汇》、《现代文学》、《文季》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而那早期陈映真式的苍白无告、人道关怀风格，持续的时间长达八、九年。黄春明初次跃登全国重要副刊联合报的作品是《城仔落车》，标题中已隐然显现他对城乡问题的思考，以及他小说中人物该使用何种语言的问题。也是因为这篇文章遇到了林海音，林海音的温暖鼓励和对作品的绝对尊重（一字不改，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标题），才有了后来的联副九作，时间一直持续到林氏离开联副，黄春明在这段时间内以行动表现出对编辑的忠诚度，也经由此过程逐渐成就了自己（注：黄春明出版《小寡妇》（台北：远景，一九七五年二月）时，即请林海音写序，在序文《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中引述黄春明的话说：“如果您在十几年前退了我初次的投稿，我就不会继续写小说，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