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短篇小说选》是由陶里先生选编，由澳门基金会于1996年出版的。编者主要着眼于那些反映澳门生活，在各种风格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整部集子在浓郁的澳门本土底色之上，因各个作家不同的文化视野、性别身份和特定的时空交合而各成其特色，幻化出一个动人的七彩世界。 超稳定的“岛形”文化与文人们的“过客”情结 “1563年我们曾经派出两个会员（耶酥会）来驻中国港口澳门。这时澳门虽还是一个很僻静的地方，但在这以前不久，葡人已得到中国官员的允许，把船开来此地与中国人通商。因此，有多数葡人为求能够在那里过冬，购买中国物资。开始在澳门建筑很多房子，后来跟着房子的增多，它就形成为葡人的美好的都市。”（注：转引黄启臣 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第33页） 这是一位在明朝万历年间曾几次到过澳门的葡国神父所描述的澳门的繁荣过程。自明朝开埠以来，澳门随着中西长途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高栋飞甍，栉比相望”、“聚澳中者，闻可万家”的繁荣的海港城市。四百年来，澳门以其特有的城市功能，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士，他们不仅带来了可交换的物品，经营模式，还带来了他国的宗教，伦理和文化精神。世纪沧桑，经过发展衍变融合，澳门文化成为一种在中西交汇背景下的个具有浓郁当地特色的文化。 澳门之所以成为中西交汇点，“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第2 页）钱穆先生曾按源头处将人类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农耕文化发展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及其岛屿。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黄河流域，因此，大文化形态属于农耕文化。澳门却仅为香邑一隅，其地孤悬海表。它的向度是圆的。按历史和地理特质来说，澳门文化应是一种张开的、开放的、流动的，如同香港繁荣的商业文化。而实际却不然，葡人并没有带来他们文化精神的内质：那种西欧式张扬、冒险和理性。澳门文化根还是紧植于“黄色”文明的土地上。 那么，澳门的中西文化交融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文化互渗在哪些层面上？首先，就文化这个概念就有四个层次：第一层即是最高层是文化本质，即文化养育而成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其次第二层是精神文化形态指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科学文艺、社会风尚等；再次第三层是制度文化形态，指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及政体法制形式；最后是第四层是物质文化形态，指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物质水平及科技水平等。（注：庄文永：《澳门文学评论集》澳门五月诗社出版社）葡人没有将他们文化内质的强的一面带来，没有将他们的先进科技水平、物质生产方式带来，只带来了基督教、天主教、欧式建筑、铜马像和街巷冗长的葡语命名。华人很难进入政治权力中心圈，而政府的法律指令也显得苍白无力。这不纯粹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因为澳门的文化内质依然是中国传统式的。这两种文化互不相犯，各在自己的圈子里承传发展，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澳门的这种恒温和软的文化精神气候竟如此凝固了四百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的反映者，纵观澳门文学史，似乎能找到一点阐释这种文化特质的线索。一直以来，人们只把澳门当作做生意和打渔的驿站，而不是将之作为家园来看待。文人也是过客居多，或观光，或避难，将之作为养精蓄锐的休养地，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这份过客情结也愈炼愈浓，文化蕴含愈来愈厚。以《澳门短篇小说选》为例，这批华人作家中大多数是从大陆或东南亚移居澳门的，如淘空了、陶里，还有现已移居他处的作家，如梯亚。这就很难从严格意义上定义澳门作家。“过客”情结首先在这些作家中的经历中，记忆中得以保留；其二，在作品的主人公设置上，许多都是描写大陆人或香港人在澳门的生活经历，如《丝士咖啡室》和《快活楼》中的“我”、《重生》中的银彩，作家们关注这些“过客”，而澳门的许多文化内蕴也需从这些过客的经历中外现出来。如《快活楼》中的土生人莉莉对因赌丧命的评价：“在快活楼，这样的事情我是看惯了……”澳门人冷眼看过一幕幕重复的悲剧，心灵也不再为之震撼，而多了些许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因此，最高层次上的“过客”情结就是对生命本体的思考。我们从《遗失的年代》中时间的错位、命运的苍桑和不可更改中可以看到鲁迅《过客》的影子，作品叙述流程仿佛是路途，又仿佛是梦境，叙说着那份对生命的执着；而沙蒙的“墙”又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生命的脆弱源于精神家园的荒芜、寂寥，小茹的自杀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唏嘘。 过客的文人也好，暂居的文人也好，灌注给澳门这块文化土壤的是强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为基础，加以无冲突的恒温的小岛精神气候，形成了乐于天命，顺乎自然的特质，经过四百年的积淀，成为了独具魅力的“岛形”文化。 边缘人的精神守望和土生人的家园皈依 在当今澳门文坛上，澳门女作家及其文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澳门文学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女性意识的萌发到八十年代的真正起步，再到九十年代的层次超越，澳门女性作家们逐渐形成以认同的方式接受女性的人生和命运的柔温状态。 每一作家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澳门女作家在各自身份的多重性和流动性之外，一个重要的特质即边缘性：其一，她们处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其二，身为女性，她们的人生命运处于男权社会的边缘。（注：饶芄子 陈丽虹《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文学评论》1997.6）无论是白领丽人，还是底层女佣，作为女人的角色和命运大抵总不会摆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