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刘登翰先生认为，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客观事实，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分流和整合的情势。他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受到外力人为的切割，形成了相对迥异于母体社会的独自发展格局，却又涵盖在母体文化的合理发展逻辑之中，便可能在一定时期里造成这一民族或国家的共同文学，在不同生成环境中的分流。分流是离析的一种极端的形态，是在维系和延续共同母体文化的基础上，脱离了文学主体运动轨迹，而呈现出自己特殊形态和进程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存在。而整合则体现着共同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祈愿和社会的思潮动向。”（注：刘登翰：《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和整合》，公仲、江冰编《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9页。）所以，“任何一种偏狭的区域性的眼光，都不能全面地概括中国文学丰富的发展形态，也不能将各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和文学经验，纳入于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之中。”（注：刘登翰：《当代中国文学的分流和整合》，公仲、江冰编《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9页。）面对这种情况，在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研究畛域中，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文化视角。 文化视角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倍受重视与青睐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外在的历史背景和内在的动力因素。一方面，从文化视角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海外华人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与艰苦奋斗，经济实力也有显著增强，势力几乎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对华人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全球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和发展的前景等问题的研究，将大大有益于广大华人及其文化在未来世纪发挥世界性的作用。而对于愈来愈带有全球性特征的中国本土及海外华文文学来说，也只有在华人文化的历史背景上才能更清楚地勾勒出其发展的轮廓，呈现出其独特的凝聚力量。与此同时，华文文学也将以此为契机，更好地把握自身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就文化的内在动力因素而言，文学研究对文化视角的选择则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有两种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倾向：“向内转”和“向外转”，或称“向心倾向”和“离心倾向”。前者从维护文学研究的纯粹性、独立性出发，要求研究者的目光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形式上；后者则认为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不能脱离这种联系而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纵观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作为对19世纪社会历史批评传统模式的反拨，20世纪前半叶是文学研究“向内转”、“向心倾向”显著并成为主流的时期，以20年代兴盛一时的俄国形式主义及三四十年代风靡欧美学坛的新批评和而后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批评为突出标志。半个世纪以来出现的文本理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模式和形式构成方面，确有其优越之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力图把作品作为一种与社会历史无关的“自主结构”和“封闭体”来研究，把文学作品的固有的社会思想内容剥离掉了，所剩下的也就是一个对许多作品都适用的空壳、框架或模式。实际上，文本的语言不但传达一定的意识，而且也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折射出某个民族的人文和时代的精神。因此，科学的文本批评不仅要求对作品进行文本的言语分析，而且要求透过文本的言语分析追寻作品的深远的社会思想与历史文化等信息内容。于是，在50年代就出现了以“原型批评”为先兆的外向派的复兴。它倡导一种与新批评文本内部近距离的“细读”相对地“向后站”（Standback）（注：弗莱：《批评的解剖》，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40页。）的立场， 并以“原型”概念去恢复从神话、宗教到文学的有机联系，使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成为理论批评所关注的焦点。与“原型批评”的这一立场倾向相应和，20世纪后半叶，众多的理论与批评流派在强调文学的外部联系方面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最终促成了文学研究又一次“向外转”的国际性潮流。尤其是精神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理论，以及最近的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新历史主义的重要转变，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与文学文本同等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对于科学研究的正确阐释的决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在当代分流与整合的客观现实和发展状况，不仅为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化研究视域，使不同区域的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在同一文化的背景下得以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反过来说，文化视角的介入也确确实实是有利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彼此之间综合、互补、吸收及发展的研究现状的。它必然会给当代中国的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以及遍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海外华文文学带来一个崭新的格局，在客观上逐渐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同时，也使全世界的华文作家面对新的文学空间有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恢弘的气度，从而带来一种别具一格的世界文学新景观。这可以通过对下面几个方面的阐述来证明。 一、文化视角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整体的文学研究视角。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它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尽管文化在它的发展史上形成了各种具体创造形式和具体学科分类，但是，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它们始终是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有机体，一个系统整体而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凯利所说的，文化就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注：克鲁克洪·凯利：《文化与个人》，高佳等译，沙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文化学观点的这一特殊内涵， 客观上规定了文化视角特有的整体求同、发掘共性的学科特点和倾向。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们有了通过这一特殊的视角对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之间既分流又整合的客观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审视、研究的可能。具体地说，其作用主要体现于三点：1、 文化视角把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力图从人的本体与作家创作文本的宏观联系中全面把握文学作为“人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不论是本土文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只要是同文同种，脱胎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文学创作，均可被视为一个文化的整体。例如西方文艺理论家弗莱，他在《批评的解剖》中曾以西方文学为例，描绘了人类文学发展的整个动态结构。他紧扣住人的本体，从人作为“类”的整个历史命运来探索文的本体发展线索的，从而改变了传统文学史描述中那种以一种外在的时间串起许多互不联系的文学现象的机械作法，而借助于“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超越打破文学的时代和地域的分界，在纷繁的文学现象中开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贯通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的联系。由此可见，在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分流、整合关系的考察中，通过文化视角，特别是“原型”的文化整合功能对其进行审视和把握，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十分有利的。2、对于一个具体民族或具体时代的文学， 文化视角倾向于从它与所属民族的整个文化精神和文化心态的对应同构关系来理解研究。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是相当需要从这个特殊的视角介入。文化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文学虽然是最富个性化的艺术创造，但作家与社会其他群体成员共处于同一个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生存环境中，接受着同样的民族文化的熏陶，以及同样的社会关系、社会规约的束缚。因此，作家的作品就不可能不体现和反映出其所属民族和时代的文化共性，更不可能不成为它所归属的文化类型的“形象肖像”，也不可能不最终作为所属文化类型的“自我意识”和不同文化交往中的“代码”而发挥其文化功能。文化视角正是从文学与文化的同构关系出发，常常由对一民族文学艺术的分析、品味中反观其文化整体上的特性，或者从该民族与社会的文化类型的特性来透视其艺术精神的个性风格。我们在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发现分流和整合作为文学矛盾运动的两极，通常是共存于同一文学现象之中的。当由于客观的或人为的原因使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以及世界各大洲的海外华文文学造成阻隔时，也就是说当分流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推导着文学的发展时，共同的民族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的整合力量，不仅使广大的华人不论居住于什么地方都能够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完整性，而且不论与异质文化如何交流、融合与衍化，总是能够约束着这一呈现出异样形态和进程的华文文学的走向，使它得以继续固守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而不逸出民族文学的范畴。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化的整合力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统摄、互补及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文化纽带。3、 对于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与社会的文学艺术，文化视角侧重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不同民族的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各种具体的形态和方式，又由于各民族的文学、艺术共同体现了普遍存在的人类文化的共性，从而就应将其作为人类集体智慧的文化成果来看待。因此，不论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学，还是离析的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乃至游离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它们都是中华文化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文化当然也就成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研究的最好视角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