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莫言时间：1999年4月 记者：李子顺 庚钟银 地点：辽宁电视台 记者：莫言老师，您好！我们看了好多您的作品，您作品中写的我爷爷我奶奶父亲母亲七叔等等，感觉好像都是您身边的故事，其实他们和您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吧？ 莫言：这实际上就是叙述的视角或者说是讲话的语调，比如说“哎，我给你讲讲我爷爷的故事我奶奶的故事”，就是这种语气，这个爷爷奶奶跟我生活中真实的爷爷奶奶没有关系，基本是虚构的。 记者：那么您为什么要虚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呢？ 莫言：当时写《红高粱》正是中国文学最热潮的时候，大概在1985年、1986年吧，这时候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引入到中国来，当时几乎每个作家都是锐意创新，千方百计地创新，不仅仅满足于讲一个故事，而是在探索如何讲故事。同样的故事，张三这样讲了，我李四就不愿意这样讲了，想换一个方式来讲，用我爷爷我奶奶这样晚辈讲祖辈的故事，就是一种口吻一种口气。我感觉这样讲很得心应手，让人一看这人讲的好像是真事，好像在讲家史。其实根本不是我的家史，只是一个叙述的视角，这样写会产生很方便的东西。假如我不用这种口气，而是纯粹地讲一个故事，就不会产生这种强烈效果。比如《红高粱》，我一个孙子讲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甚至在高粱地里有一些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这种故事，会产生一种效果，说是亵渎也不是亵渎，说是尊敬也不是尊敬，让人产生很古怪的感觉，给这个故事赋予新意义。 记者：您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好像在20年代或30年代，您为什么要把故事放在并不遥远的现代？ 莫言：我忘记了是哪个国外的历史学家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看起来我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甚至清朝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写的我心目中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和我笔下的历史肯定有很大的差距，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实际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回头观照这种历史，我是根据听到的故事，根据我阅读的资料，甚至根据某些我所熟悉的人物的亲身经历来虚构历史。 记者：您刚才说您的写作是在“虚构历史”，那么，历史怎么能够虚构呢？ 莫言：对于历史学家来讲，如果说虚构历史那无疑是等于打他的饭碗。好像胡适讲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对历史学家可能是一种讽刺、一种挖苦，对作家来说却完全正常，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以前当我们赞美一部作品，说他如何真实地再现了一个什么战斗一个什么战役，展现一幅什么样真实的历史画卷，我觉得这并不是对一个小说家的褒奖，甚至是一种贬低。小说家要完成的任务绝对不是像历史学家一样考究一段历史，要让后代来了解一段历史真实，他仅仅是把历史作为材料，通过讲述某几个故事某一段事件，然后来寄托我现在的思想感情，把我今天对过去的思考融合进去。作家小说中的历史肯定是虚构的，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有真实的，那可能是恰好符合了小说家的需要，他才这么写。 记者：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的很多作品名字都带有一个“红”字，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红耳朵》，还有新出的《红树林》，您好像对“红”字情有独钟？ 莫言：也不是情有独钟。最开始写《透明的红萝卜》，也没有意识到将来很可能要写一大批带红字的小说。然后写《红高粱》，《红高粱》最初也不叫这个名字，记得好像叫《国殇》，显得很悲壮，用的屈原《离骚》里的一个名字。然后觉得不太好，不像一个小说的名字，太文雅，我写的是高粱地里抗日的故事，构思小说之前脑海里就不断浮现一片望不到边的无边无限的高粱地，太阳一照像火海一样辉煌壮丽，那么干脆就叫《红高粱》好了。《红蝗》嘛，红色的蝗虫，这回是有意识的，当时想写三红就拉倒了。后来又写了《红耳朵》。《红树林》最开始叫《珍珠奇谈》，最后改成电视剧的时候，投资单位的一些领导跟我商量是不是可以改成《红树林》，因为《红高粱》大家已经知道了，改成《红树林》，我们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好卖点儿，我想可以吧，于是就改了。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不太情愿的。 记者：看来您好像不是刻意去追求什么红色系列，是偶然的一种巧合。但您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饱含着激情，而激情又和红字紧密联在一起，而您作品中的激情又是无节制的激情，这是否和您的个人气质、经验性的体验有某种联系？ 莫言：任何一个作家他所谓的创作风格肯定跟他的出身、经历、家庭环境、以及进入社会的环境有关系，跟个人遗传素质、先天的后天的素质有关系，我小说中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激情澎湃，说好了叫激情澎湃，说不好是感情泛滥，肯定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 记者：那么请您概括一下您个人的创作风格。 莫言：我个人的风格在语言方面，现在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只能说是我的风格，就好像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说好了，好像莫言的语言滔滔不绝，充满热情激情，认真分析起来，尤其按语言学家分析起来很多句子并不符合文法，喜欢的人读起来觉得好像音乐的华彩乐段一样，不喜欢的人读起来好像是受一种精神折磨。 记者：读您的小说，我们确确实实感到您语言的简明生动形象，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莫言：我自己很少有勇气敢于回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回头读时会产生两个印象，读到好的地方会感到“哎哟，这个浑蛋当年竟然写得这么好”，读到不好的地方自己会说：“这是怎么写的呀？太臭了！”生动啊、形象啊、鲜活啊，现在已经变成很大众化的赞扬，很难说什么叫生动鲜活，我想我的语言之所以显得有一点野性，有一点生命力，可能是由于我大量使用了民间的、底层的、乡村的、农民的口头语言有关系，里面又夹杂了书面语、现代语、文革期间流行的文革体语言。北京的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语言是庞杂的混合体，有乡间土语、有纯粹口语化的、有文革流行的政治化的术语、有来自古典的经典的书面语，像个化妆舞会，像狂欢节，牛头马面都有，眼花缭乱。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很难说，是一种风格，披头散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