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这种忧患不是来自那些公众社会喧嚣已久的现实矛盾，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分配上的心理失衡，而是纯粹地来自民间，来自作家与生俱有的平民化生存记忆。它与最底层的普通生命保持着密切而鲜活的联系，是鬼子将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进行彻底消解后的一种自觉行为。它显示出鬼子的这样一种艺术立场：远离一切社会聚焦的文化形态，远离现代物质文明所构筑的心灵景观，以独立自治的审美姿态，全面返回朴素的生活，静静地注视其中的种种生命本质，并在还原它的本真状态过程中演绎出它的悲剧走向。 正是这种源于作家内心的、不受任何外在意识形态所干扰的忧患意识，促动了鬼子在面对现实生存姿态介入其中，以一种沉郁的语调呈示它们，使得他的创作始终沉浸在现实生存的底部，盘绕在生命的最基本层面，显示出某种稠密、疼痛甚至宿命和无望的艺术质色。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很少有作家能够像鬼子这样将灵魂深深地植根于民间，感受着普通生活的无奈和伤痛，咀嚼着庸常生命的宿命际遇，并由此洞悉某种存在意义上的悲剧性根源。 受难：对生存境域的自觉体恤 鬼子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但几乎每一篇都能给读者的心灵重重一击，使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拂去那种缠绕在心头的郁闷感，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始终以一种受难的方式承担着现实苦难的盘压。对于鬼子来说，苦难绝不是浮动在生命表层的，它不是欲望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果，而是尖锐地刻写在灵魂内部的生命感受。真正的苦难是无法言说的，无法倾诉的，它带着生命自身的原创性，有着强烈的宿命特质，唯一的方式只有自我咀嚼、自我忍受。所以，在《被雨淋湿的河》中，陈村总是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他像一头瘦弱不堪的困兽，眼睁睁地注视着生活一次次对他无情地撕打。从本质上说，陈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也是一个有一定文化、并能看清生活真相的人，但是命运却以一种不可理喻的方式不断地给他制造苦难：先是失去妻子，接着又失去儿子，失去女儿。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骨肉分离，鬼子有意地剔除了一切必要的外在关怀，他用一种看似平淡的叙述语流不断地逼进陈村的心里，让陈村总是以“心疼”的方式将自我卷缩在孤独的空间，从不四处诉说，也不做任何的反抗。在小说中，陈村不是主要人物，他甚至不具备情节推进的作用，留给他的只是一些极简单的言行，但这些有限的叙述却使陈村的心理得到了非常准确的展露。尽管陈村在性格上给人以怯懦的印象，但在他那巨大的受难历程中，我们又常常地感受到一种生命自身顽强的韧性，它苍老、纤弱却绵延、柔韧。 《农村弟弟》同样地塑造了这样一批受难的角色。“我”的父亲因为年轻时的一次婚外情生下了一个异母的弟弟马思，当马思和他的母亲千里迢迢地从瓦村来找父亲时，父亲便陷入了生存伦理与自身责任的两难困境。他想维护着既有的家庭秩序，同时又想在马思身上也能够尽到一个父亲的角色和义务，所以他只能面对尴尬的现实左冲右突。但鬼子并没有给他更多的表现空间，也没有赋予他强烈的戏剧化故事冲突，而只是让他以一种萎顿的形象进行自我心理挣扎。他的苦难看似源于自身的欲望本能，源于社会角色和责任的疏离，但在他那沉默、孤独、不断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又分明地看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的受难状态。从整体上看，《农村弟弟》实际上是以一个极为偶然的、带有隐私性质的事件，在伦理道德、城乡差别、生存观念等多种文化背景聚合中，将所有人物都推向了心灵的受难境地。马恪的母亲忍受的是丈夫背叛的耻辱，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危机；马思的母亲忍受的是情感被骗、抚养私生子的艰辛以及城市文化的歧视；马思忍受的是屈辱的成长经历、错位的家庭环境以及亲情的冷漠、对自身苦难地位的盲目反抗；马恪作为叙述人，也同样承受着由于传统文化和伦理制约在心中所形成的家丑式不幸。这些人物承受的苦难虽然因角色的不同而各有差别，但他们共同构成了现实人生的多元化受难状态。 这种受难意识在《谁开的门》中表现得更为触目惊心。在这部看似讲述有关人性尊严的故事中，鬼子为人们设置了一道重要的“生命之门”。在这扇由道德和人格所注塑的门内，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彻底地展露自己的种种弱点，可以忍受种种颠覆人格、尊严的行为。胡子就是在这扇门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遭受歹徒的强暴、自己遭受歹徒的戏辱而毫无反抗。然而，当这扇门被意外地打开之后，胡子的精神创伤开始变成了一种漫无边际的心灵受难：他必须对自己在门内的怯弱行为找到合理的依据，必须拥有强大的道德理由支撑自己面对公众舆论在精神上的盘压。当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时，他的受难能力无法负载起他所必须面对的苦难，精神极限便自然而然地出现崩溃。于是我们看到，胡子最终由一个受难者变成了施难者，他杀死了启开这扇“生命之门”的刘警员丈夫。胡子的行为从伦理学上是维护了自己在公众道德领域里的人格和尊严，但实际上是对自身精神承受力进行了一次不自觉的检测，他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生命极端状态的双向转换——由懦弱走向施暴，促成这种转换的是苦难从隐秘走向公开。也就是说，在人性的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受难空间，但这个空间对苦难的性质有着严格的择定，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可以让人承受，如果这种苦难的属性与人世的基本信仰观念、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相违背时，人的承受力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