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经济的转型使文学的内在机制和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品经济日益挤压着文学的生存空间，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使，使文学逐渐趋向社会的边缘，并且影响着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创作追求。文学本身也逐渐显示出一种后退的倾向——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后退。 在充满诱惑和困境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视文学创伤为自己生命形式的张炜，一直坚持着自己对文学一贯执着的追求和个性。他认为，“要从事艺术，不如首先确立你的原则。要寻找艺术，不如先寻找为艺术的那种人生。”（注：张炜：《艺术和语言》、《精神的丝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人性是不可重复的，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张炜的艺术和审美追求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但属于他自己的那种艺术个性则是始终一贯的。无论是“童年的河”还是“成年的河”（注：张炜：《浪漫的秋夜·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中的那份艺术执着。 一、理想人生的“人性——道德”维度 道德是张炜审美判断的一条须臾不离的标准。他认为，“从道德出发观察事物是艺术家的一个特点”（注：张炜：《艺术和语言》、《精神的丝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他的作品中，“道德”是人的“立身”原则，是人“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基本联系纽带。其主要是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和关怀，与其相关的批判精神则表现为对一切非人道丑行和罪恶的挞伐。前者愈是深切，后者愈是深刻。 张炜的小说素以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道德感引人注目。他紧紧追踪着时代，追踪着历史大转折时期的历史生活，从“人性——道德”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历史与现实。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决定了张炜的创伤总是关注着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恪守着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美学原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道德性批判，也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批判精神和道德意识是一种双向统一运动的过程。它包含着理想与现实、冷与热两种情感色调，构成了他对当代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 在这种道德“乌托邦”情结中，张炜对纯美人性的关怀与守望，一如他对邪恶黑暗的控诉与遣责，深沉而坚定。作品中寄寓着理想的人物形象，都是以道德的高尚与人格的纯洁为显著的性格标记。在张炜看来，作为群体的人类可以依据其善与恶、纯洁与污浊、精神性与物欲性等二元对立的法码明显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这咱尖锐的对立冲突中包含着作家明确的、直接的现实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批判那些对人类（人道与人性）共同的犯罪。张炜甚至认为，构成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基本冲突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潜藏于利益冲突表象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冲突。这种道德冲突不仅存在于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也存在于充满平和气象的现代化建设时期和充满追求、竞争的改革时代。张炜的这种“人性——道德”维度，既体现了作为文学家的张炜最为根本的人文情怀，在事实上又为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立场和新的价值尺度。 二、道德“乌托邦”的渊源 张炜是一位有着沉重的道德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正因为他对现实社会矛盾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民族心理中的沉积忧患感太强，所以他更寓于理想主义色彩，希望消除这一切苦难和沉重的负载，构筑起一个美好和谐的道德理想天堂。 他清醒地看到，乌托邦在理想层面上确立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新的可能性动向。人类精神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无限地超越任何被给定的存在物，尽管这种超越在具体的现实中可能是极其有限的，但它能使人产生存在的“勇气”，使人们面对自身的困境能不断地产生希望，以维持自我发展的源泉。放弃了乌托邦追求，就意味着人失去了所有发展的可能性，人也就不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蒂里希在其专著《乌托邦的政治意义》中指出：“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实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强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乌托邦的拒斥无异于对某种终极依托的拒否。乌托邦在人文精神建构和人类文化传承上，显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张炜道德乌托邦理想蓝图的构想中，既有道家“返朴归真”的影响，又可看出儒家“中和”思想的一定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的流露，如《古船》中的抱朴、见素、含章等人物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老子《道德经》。特别是庄子“重自然”、轻“人事”的人生态度，“回归自然”、“回到原始”是出于对早期奴隶制社会崩溃，物质文明带来“人为物役”异化现象的憎恶；张炜的“回到童年”，回归大自然怀抱的向往又何尝不是对复杂、紧张而冷漠的人际关系光怪陆离的城市文明的厌倦和烦恼呢？从《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慧柏》，我们可以看出，张炜不喜欢争斗、对峙、剑拔弩张，而是希望和平、友爱、宽容、和谐。这实际上是儒家“中和”思想的潜在表现。尽管张炜和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崇拜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在他的意识深处，儒家传统中“仁爱”、“忠怒”、宽容处世、息事宁人等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张炜的理想选择与其个人内在因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炜自小生活在闭塞而安静优美的农村，在那里陶冶了热爱乡村、热爱自然的天性，他那文静、内向的气质似乎不适应城市环境的拥挤、狭窄、繁乱，却能够与乡村田园的静谧、恬淡相交溶，因而张炜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老庄哲学及其美学思想的深厚影响。张炜的思想中总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道德化倾向，作品总是趋向于道德乌托邦理想的构筑，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