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激撞、融汇就一直紧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留学生文学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本世纪我国兴起过三次集中而具有文化意味的留学生热潮：一是“五四”时期；二是台湾地区60～70年代；三是内地始于8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留学潮”。不同的生活方式、迥异的文化背景、羁旅异国的酸甜苦辣，无不使飘洋过海、远离故土亲人的敏感青年百感交集，“留学生文学”也由此诞生。它反映了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下具有跨文化经验的留学生的各种复杂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学生文学可说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缩影。本文试对本世纪三个阶段的我国留学生文学作一回顾总结，剖析它作为一种跨文化对话交流范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一、“五四”时期留学生文学——拒绝与抗衡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特点，表述着振兴民族、富国强民的热切期待。此时的中国留学生，是以一个爱国的弱国子民的身份赴洋留学的，他们崇尚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但在心理上又留恋中国传统文化，与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格格不入，甚至有仇视心理。作为身在异邦的弱国子民，对民族歧视的敏锐感受是不言而喻的。郁达夫的《沉沦》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作，它是留学生出身的作家描写旅外留学生生活的“典范作品”。作家没有刻意去直接描写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歧视，但生性敏感多愁的主人公，却无时无刻不嗅到流动在空气中的“民族歧视”，进而产生挥抹不去的民族屈辱感。他在投海自杀前发出的“祖国呀，祖国，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呐喊，凄切而又沉痛，极大地震撼了五四时期一代人的心灵。闻一多在留美期间写下了《太阳吟》、《忆菊》等大量诗篇，表现了浓厚的爱国思乡之情，诗人将这种感情寄托在对祖国的一草一木、古老文明的极度礼赞和讴歌上，甚至不惜偏执和夸大，表现出一种“爱屋及乌”的泛爱国主义和“文化爱国主义”的鲜明时代特征，反映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及其文学的一种普遍心态。 “五四”时期的留学生作为较早走出国门西向求学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冲撞应该在他们身上留下浓重的痕迹，按理这应是留学生文学关注和表现的一个重头。但由于当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表现异质文化碰撞下留学生精神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作家强烈的感时忧国之情相比就退居其次了。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是以平等的“对话”为基础的，在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欧洲中心主义”，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居高临下俯视东方文明，两种文化没有获得一种起码的平等地位。此时文化的学习交流只能停留在物质技术或制度文化的层面，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层面上难以有深入的对话和交融，甚至导致弱势文化的强烈对抗和逆反心理。这点我们可以从当时被塑造的“留学生”形象看出端倪，作家把对西方文明的各种情绪宣泄到留学生身上。比如，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鲍小姐、高松年，曹禺《日出》中的张乔治以及许地山的《二博士》、老舍的《文博士》、《牺牲》中的留学生都成了讽刺和批判的对象，这些本应是现代科学与文明的传播者和“社会精英”的留学生，在小说中却成了西方文化糟粕的追随者。并非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留学生，但这毕竟只是少数一部分，而作家不约而同地着力刻画这些形象，却有意无意地忽略那些学有所成的优秀者，这的确不是偶然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文化现象。 二、我国台湾地区60～70年代留学生文学——文化冲突碰撞的阵痛与失衡 我国台湾地区60～7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及工商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大批知识分子飘移海外，出国求学者日众。留学生文学由此应运而生，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张系国等是此中的佼佼者。 跨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汇必然伴随着强烈的冲突、矛盾和碰撞。我国台湾地区60～7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生动地展示了两种社会文化心理交战而产生的阵痛、心理变态甚至是人格的扭曲，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孤身飘泊者的困惑与苦恼。生活的艰辛、爱情的失落、事业的受挫及客居异国的孤寂，构成了这一时期留学生文学的主旋律。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其中的代表作。主人公牟天磊在美国备尝人间辛酸，虽获得了博士学位，内心依然空虚落寞。为摆脱痛苦，寻找自己的归宿，他返回了台湾。但他又失望了，他发现自己成了家乡的“客人”，与亲友、恋人甚至父母都有了相当的隔膜，思想、观念、习惯都格格不入，他成了两边不着地的“边缘人”，既难容于异邦，又不被故土所认同。於梨华把自己远离祖国、飘泊海外所体验到的种种苦闷与伤感，都熔铸在牟天磊这个形象中。这部小说也使她赢得了“留学生文学鼻祖”、“‘无根的一代’代言人”的称号。白先勇的短篇名作《芝加哥之死》中的主人公吴汉魂，在美6年， 终日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啃书本，获得博士学位后已是心力交瘁，但为了生存他依然要疲于奔革命。历经挫折后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精神几近崩溃。在他第一次踏入灯红酒绿的酒吧间上了一个老妓女的当后，最终在绝望中自沉湖底，默默告别人世。如同“汉魂”这别有深义的名字所示，他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心理冲突造成的一代人的悲剧。 台湾省由于长期脱离祖国大陆母体文化，留学生的漂泊感和被放逐感更加强烈，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言：“大陆不能回去，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国家”（《〈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序》）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无根的一代”，“根”从深层意义上讲是一种民族的文化认同，一个人只有皈依于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树立起归属感、安全感乃至自豪感，“文化认同”似乎很空灵缥缈，但它却是人作为高级动物的一种实际需要。对于在另类文化包围下的留学生，融入客居社会的最大障碍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化认同”，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这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辛的历程。台湾地区留学生文学对跨文化交流等文化命题进行了深刻的文学阐释，在时间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