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4-0083-07 老舍从1943年动笔，40年代末完成于美国的三部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与美国当代作家约瑟夫·海勒发表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同属战争题材小说。前者以现实主义为主线，同时包含现代主义和其他文学因素，是中国战争文学中颇为独特的一部杰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后者是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作，同时又具有“现实主义主题”（注：罗祖根：《谈〈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现实主义主题》，载《杭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被誉为是“足以改变美国文学的力量”（注：转引自何昌邑：《评第二十二条军规》，载《外国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2年第10期第141页。）的作品。 两部小说虽被划入不同的思潮流派，且文化背景大相径庭，但在人物描写、文化批判、艺术手法等方面却有不少惊人的相似相关之处。尤为奇特的是，二者在战争侧面的抉取、小说的立意等方面，既都受到《战争与和平》的启示，又各自采用了独到的视角，可谓同源异种，是战争文学的一对“并蒂莲”。以下将择要予以分述，重点在于审视异中之同，同中之异亦有论及。 一 文学就是人学是20世纪文学的新命题，作为文学主要表现对象的人与人的生活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正是顺应这一文学倾向，《四世同堂》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人像展览结构。笃信“创作的中心是人物”，认为“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注：胡絜青编：《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的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忠实地实行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不仅恰到好处地通过描绘各式人物的文化心态、精神面貌来突出主题，还得心应手地运用人物来支撑故事，网织情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人物中心结构更为明显，全书四十二章除个别篇章外，均以人物姓名为篇名，以人物素描为线索和内容，注重对人所陷入的非人化困境的刻画，擅长以深层心态的描绘，达到对人的意向性呈现。 在两部小说各自繁复的人物群像中，作家着意凸现的都不是传统观念上的英雄人物，而是非英雄或反英雄主人公。例如，瑞宣和尤索林虽同属“众醉独醒”式人物，却又都深深陷入各自难以摆脱的困境。对瑞宣来说，作为明事理、有知识的一代新型中国公民，他理应在国家危难之时献身于国事，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孝悌传统的固守者，他又不能撇开长孙的养家义务，置全家老小生计于不顾，但在敌人脚底下当亡国奴也是他极难忍受的。在这重重矛盾中他只能对立志逃出亡城、投身抗日洪流的三弟给予鼓励和帮助，对于当了汉奸科长的二弟给予严斥，劝其改邪归正，而自己则殉道者般地留在亡城，想方设法赡老养幼，尽心尽力维持家计，同时以不断的自责和自励来减轻置身于抗战烽火之外的自疚。小说最终安排瑞宣在三弟返回亡城后协助其从事一定地下抗日工作，使瑞宣在历史使命与文化沉淀的纠缠中做到了一定程度的忠孝两全，国与家兼顾。尤索林的反英雄行为则以理性与非理性重叠交错的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看来他被战友的伤亡与鲜血吓破了胆，终日如惊弓之鸟，脑海里时时浮现惧死臆想，觉得人人都要杀死他。为逃避危险轰炸任务，他竟深夜篡改战事图，造成敌方高射火力密集点已被占领的假象，以期取消去那里执行的任务。他还绞尽脑汁装病，以求在医院呆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在这貌似懦弱，乃至近于荒诞的行为中却包含着不少合理因素。除了对战争结果的淡漠，尤索林的消极厌战还因为看穿本大队飞行次数反复增加，远高于其他大队，主要是大队指挥官卡斯卡特上校为升将军而捞取个人资本所致，于是认为不值得为上校的私利去卖命。这显然是尤索林头脑清醒的表现。同时，尤索林的形象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征。参战初期他曾为炸毁德军一座重要桥梁冒着生命危险二次飞入敌方高射炮火力网而终于击中目标。在小说的结尾他又在战友的帮助下冲破卡思卡特上校等人为要保存面子而设下的双重陷阱，既不受提升、嘉奖、表彰，以英雄身份回国去享受特权等条件的利诱，也不怕被加以阴谋破坏，出卖军事情报等莫须有的罪名，毅然逃往瑞典，并在个人前程未卜的时刻，还不忘解救流离失所的小姑娘，从而给读者留下到底什么是英雄的无穷思索。 两部小说的次要人物中也可发见一定的可比性。如同《四世同堂》中一辈子热心公事、助人为乐、却因执行里长职责为众人所不理解、被群起而攻之的李四爷，《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也有个老好人，即随军牧师塔普曼。塔普曼温文尔雅，与世无争，不仅尽职尽责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主持战死者葬礼，而且热心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像李四爷一样，他由于缺乏处世手腕，在人群中总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或被人敬而远之，或被荒谬、无知、偏执的人们任意摆布、戏弄，而仍然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态度一忍再忍。在两部小说将近结尾时，这两位利他至上而不得善报的老好人都有了明显改变。一向反对动武，以谨小慎微为处世哲学的李四爷在挨了日本人两耳光后，也出人意料地把全身的力气集中于拳头，猛击在日本人脸上。虽然他因此被毒打致死，但他毕竟也英武过一回，无愧于一生。同样地，塔普曼在小说结束时也宣称要与中队里的恶人针锋相对，随时准备用拳头来对付他们。此外，塔普曼还和瑞宣有类似之处，他们都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时常处于价值观念与具体现实相冲突的旋涡之中。例如，塔普曼在最初得知尤索林为了能回国已经初步答应卡思卡特上校等提出的为其美言的交易条件时十分震惊，立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当他听说是卡思卡特一伙胁迫尤索林这样做的，否则就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时，便十分同情尤索林，立即从激烈反对转为诚恳劝说尤索林接受条件。这与瑞宣热情鼓励青年街坊长顺奔赴抗日前线，而同时又对其实际困难，如年迈的外婆将无依无靠感到忧虑一样，亦是人生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四世同堂》中，瑞全和瑞丰代表着一个家庭中相对立的两极。与此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内特利和阿尔菲也是以互为对照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两组对比性人物之间，瑞全和内特利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二人都刚刚20岁左右，热情、正统，忠诚于自己的祖国，有所追求。瑞全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脸都气红了，又是搓拳，又是磨掌”，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参加了抗日活动。内特利平时颇为通达，但一听到任何不利于祖国荣誉的言论，便立即予以反驳。他心地善良且具有平等观念，真心爱上了一个既不漂亮也不洁净的街头妓女，不顾自己显赫的门第，打算在战争结束后与其正式组成家庭。一次听说她被一群大人物扣押，昼夜不停地玩弄、戏耍，内特利便立即邀了战友冒着风险前去解救，救出后又安排她单独休息了18个小时，不许任何人打扰或大声讲话。这两个年轻人追求的主要目标虽不相同，但其追求的热烈程度却所差无几。一个为了彻底地断绝家庭观念以保证全心全意抗日，索性连家人家事问都不问；一个为了心爱的女人，成了全中队唯一一个愿意继续在海外执行飞行任务的人。他们二人的纯朴、正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反，瑞丰是个极其浅陋、庸俗的人物。他热衷于追求实利，不顾手足之情，惯于攀附、巴结权势者。当官后一心只想白吃白喝，事后还得意洋洋地到处夸耀。阿尔菲的自私、贪便宜比起瑞丰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逛妓院不但从不付钱，还设法敲诈妓女的钱财。一方面他对内特利所钟爱的妓女百般贬低，拒绝参与对其的解救行动，一方面他又声称时刻准备给内特利帮忙，以期内特利有钱有势的父亲在战后给他安排个满意的职位。值得幸庆的是，二者虽费尽心机追求私利，但最终都不过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