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其创作活动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并均有很高成就。一九二一年《沉沦》的出版宣告了一位小说家的正式登场。他的“自叙传”小说更是开了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正因如此，历来对郁达夫的研究也集中在他的小说创作。由于他思想性格和创作表现的复杂性，这些研究和评价也是异说纷纭。总的看来，二、三十年代的郁达夫研究争论比较激烈，誉之者不少，毁之者也多；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郁达夫研究领域少了一些争论，批判否定之风大盛，客观中肯的评价凤毛麟角，见出“左”的政治思想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学术气氛逐渐正常化，人们重新认识并肯定了郁达夫的创作和思想，研究工作蓬勃开展，并取得了许多可贵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其散文、诗歌、文艺思想等的研究，尚显薄弱。为了尽可能完备地展现历年郁达夫研究的得与失，本文把七十多年来的郁达夫研究大致分为二个阶段，即（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郁达夫研究的受挫和停滞；（二）新时期至今——郁达夫研究的复苏和蓬勃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二年追认郁达夫为烈士，但这都没能促成郁达夫研究的新的发展。在近三十年间，由于特殊的政治空气，左的思想统治了学术界，具体到郁达夫研究领域，就发生了不应该有的曲折，郁达夫研究陷入了更长时期的停滞，研究文章和专著极少，客观中肯的评价更是鲜见。 一九五○年， 丁易为《郁达夫选集》作序（注：《人民文学》，1950年10月1日第二卷第6期），对郁达夫的创作和生活道路均予以过激的否定。他说：郁达夫的作品“在积极方面虽然揭穿了旧礼教的虚伪和尊严，但这精神情绪实在是不健康的，……对于现实的反动政治无损于秋毫，而在客观上对青年们的前进向上的热忱却起了一种很不好的消极作用。老实说，达夫先生的这些作品在这个时期，不但已经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倒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了”。对郁达夫的生活道路，丁易也作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批判和否定，如说郁达夫在北伐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是“动摇的”，“一遇挫折，便又萎缩了下去”；“在动荡时代的漩涡中心上海”，他“主要的事情却在搞恋爱”，后来到福建，更是“沦落到官僚的幕中，消沉的近于妥协了”。这篇充满“左”的倾向和评论的文章，却被视为解放后对郁达夫的最早、最全面、也最具权威性的论述，并为以后近三十年的郁达夫研究定下了基调，此后不少论者的论述都是在这种限定下进行的。其中又以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第一卷）表现最为突出，一些批判性的话，说得比丁易尤为过份，这里不一一细举。 然而，就是在这种研究氛围中，客观严肃的郁达夫研究并未断绝。曾华鹏、范伯群合著的《郁达夫论》以严肃切实的科学精神对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在当时，确是难得。此后田仲济的《郁达夫的创作道路》也对郁达夫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评价，虽然理论上略显单薄，但也避免了“左”的倾向。唐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的评价也较中肯，书中指出了郁达夫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一点灰色、感伤的调子”，而较多肯定《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而对《沉沦》却少有正面论述，也说明“左”的倾向仍在影响着对郁达夫的研究。 总观这段时期的郁达夫研究，在四十年代为战火中断停滞，而解放后的郁达夫的研究陷入长时期的停滞，则主要是由于“左”的政治空气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当然是郁达夫研究的重大损失，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新时期以后的郁达夫研究提供了殷鉴，从不同的方面刺激了郁达夫研究的展开。 二 进入新时期，学术界的思想逐渐解放，“双百”方针得以贯彻。郁达夫研究也出现转机，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纷纷出现，并在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空前高潮。这时期的研究不仅涉及了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全部领域，对其生平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绩。 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第一辑上发表了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和《郁达夫著作编目》，拉开了新时期郁达夫研究的序幕。紧接着，李南蓉的《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和董修智的《郁达夫和他的小说创作》相继发表，虽然文章的主要论点较之二三十年代并没有明显突破，但毕竟是新时期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可贵开端。一九八○年，出现了两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即温儒敏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董易的《郁达夫小说初探》（上、下）。温文通过对郁达夫小说中表现的“时代病”、“性苦闷”、“零余者”形象、“自叙传”形式等问题的聚焦，对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从内容到形式的——作了比较完备的论述。董文则从人道主义、人的觉醒、人的异化等角度分析评价了郁达夫的小说；同时，它既对以往的郁达夫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作了很好总结，又为以后的郁达夫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此后，对郁达夫小说的研究文章多了起来，虽论述角度和观点各不相同，但在肯定其创作成就和地位上，却很少异议。即使在讨论其小说创作中的“色情”描写和“颓废”倾向时，也较多科学分析和合理肯定。如许子东的《关于“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李源的《郁达夫小说中“色情”描写再评价》。其中许文从背景因素、主观因素、外来因素和表现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郁达夫小说创作中“颓废”倾向产生的根源，揭示了其“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的积极意义，对纠正长期以来的一些偏见或偏颇看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