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由古代向近代发展演变的剧烈震荡时期，新与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强与弱、进步与保守、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都使这个时代呈现出一种纷乱杂陈，让人希望又让人绝望，让人亢奋又让人忧郁感伤的过渡性特征。对于象苏曼殊这样敏感、脆弱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这样一个感伤的时代，他们更易于感染时代的感伤情绪。苏曼殊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在心灵的风雨飘摇中矛盾着、痛苦着、反抗着。然而，不论他是反抗还是绝望，感伤都是他日日夜夜咀嚼的食粮，是伴他走完短暂的浪漫孤旅的一朵凄艳的花。 一 苏曼殊的感伤可以说是一个初步沐浴过欧风美雨而又不能摆脱传统因袭的知识分子的艰难痛苦的选择。一方面，他是近代较早接受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人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达则兼济天下”，尊崇封建礼教，又崇尚“穷则独善其身”，以个人主义方式反抗打碎了自己理想的社会现实的传统。然而，遗憾的是，苏曼殊从西方个性解放思想中只吸取了与自身精神气质相契合的那部分，即个人主义的反抗方式，所以，他也象中国历史上催生了个性解放思想萌芽的文人们及他的异域知己如拜伦一样，或是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压抑而耿介独行，或是易于因理想破灭而走向极端绝望和孤独。特别是当个性解放思想与封建礼教的冲突表现在个体身上时，就往往会使个体既反抗又保守，既希望又绝望，并且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内心冲突和内心痛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苏曼殊的反抗也带着感伤色彩的原因，因为他的反抗就是因为感伤，而他的感伤本身就是对造成他感伤的社会现实的反抗。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是以近代的自由、平等、正义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时开始以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为参照来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个性的自由精神与政治的民主、自由及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如鲁迅就以尼采式的叛逆精神，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认为个人的发现、个性的解放是救国的良药，并呼吁中国出现西方拜伦式的“摩罗诗人”，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化界战士的出现（《摩罗诗力说》）。清末的这股个性思潮可以说具有一种摧枯拉朽般的郁勃清新的气息。然而，清末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使救亡图存成为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要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或根本想不到只有以个人自由发展为前提的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而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经世致用”方面，所以，他们提倡个性主义，只是要利用这种主观战斗精神来实现改良或革命以图存的目的，而非个性自由本身。救亡的现实需要压倒了启蒙的长期需要。如“戊戌变法”前，有人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再搞改革，康有为的回答是“局势严重，来不及了”；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曾向孙中山建议：“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而孙中山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注：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28—129页。）就连严复本人后来也在现实的政治需要面前自觉放弃了启蒙救国的理想。就这样，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本就微弱，在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刚稍有起色的个性解放思想就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摒弃了。它太空疏了，不但与国家前途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提倡个性解放甚至会造成一般民众思想的混乱，妨碍改良或革命的进行。 苏曼殊的悲剧就在于：他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个性主义的时代，却仍以个人主义这种个性主义的极端方式、以独行侠的姿态和热情来顺应这股历史潮流，积极鼓吹排满反清的革命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没有牺牲掉自己的个性。辛亥革命前，虽然他的革命思想很激烈，虽然他的朋友都是革命党人，他也始终未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也没有象有些革命者那样争权夺利，邀宠争荣，而是始终耿介独立，纵情任性，超然物外，是一个“厉高节，抗浮云”的“独行之士”，（注：章太炎《书苏玄瑛事》， 《章太炎全集》（四），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21—222页。）保持着自己一向的“行云流水一孤僧”（《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的狷洁姿态。但苏曼殊这种表面的潇洒飘逸下实际上隐藏着极度的悲观和绝望，因为他所采取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决定了他既易于极度乐观，又易于极度悲观，既易于极度亢奋，又易于极度感伤，这些情绪有时交替出现，有时浑然一体，表现在他的人生及作品中，则呈现一种神秘的浪漫色彩。 二 苏曼殊的个人主义反抗方式也得自于异域的滋养。他是最早把拜伦、雪莱、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而其中他尤钟情于拜伦，“景仰拜伦为人，好诵其诗”。（注：黄季刚《
秋华室说诗》，转引自孙倚娜《漫论苏曼殊的译诗》，苏州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2期。）在英文版的《潮音自序》中， 他不吝把最好的溢美之词加到这个异域知己身上：“他（指拜伦）是一个热烈、真诚的自由信仰者——他敢于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他的诗充满魅力、美丽和真实。在情感、热忱和坦率的措词方面，拜伦的诗是不可及的。他是一位心地坦白而高尚的人……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志士。他的整个的生活、事业和著作，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间。”（注：这里引用的是柳无忌的译文，见马以君编注的《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307页。） 首先促使苏曼殊认同拜伦的是拜伦身上那种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清末民初是为一般热情的青年所认同和接受的。恰如鲁迅所概括：“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 还有别的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忆》）。拜伦不仅是诗人，而且是革命家，实际活动家。他的一生都在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报复或反抗社会专制和压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争取自由与正义：当“神圣同盟”疯狂瓜分欧洲时，他是欧洲各国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是“烧炭党”的领袖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革命军统帅，最后，为了希腊的独立和自由，他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那儿。拜伦身上的这种光焰逼人的自由战士的精神，使苏曼殊敬佩不已：“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以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足与日月争光也！”（注：苏曼殊《拜伦诗选自序》，《苏曼殊文集》（上），301页。 ）苏曼殊偶尔闪露出的高亢的反抗热情，与拜伦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