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鲁迅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为鲁迅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滥觞者，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因此对鲁迅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的态度、对鲁迅与现代主义文学关系的重新审视不但涉及到对鲁迅的重新认识，而且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新评价。 鲁迅的现代主义文化特征表现为一种先锋性，这种先锋性不仅表现为时间上的领先，而且表现为性质上的超前，也就是说鲁迅因其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崭新的异质因素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这种崭新的质素与其说是来自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毋宁说是来自现代主义对现实的反叛与颠覆。鲁迅“拿来”的现代主义使其自身具备了现代主义的文化品格，使中国新文学具备了现代性，带动并促使中国文学走上了艰难的转型之路，实现了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接轨，从这个意义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 要考察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发掘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之间大多没有什么非常密切的关系，后者也较少谈及他们如何受鲁迅的影响、启发而进行创作，他们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创作倾向的相同，如果再深入一步透过这表面的相同我们则会发现它们之间深层的血缘关系——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克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等不但是鲁迅现代思想的源泉，而且也是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家的精神土壤。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给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相同的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既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家反抗社会的工具，又是他们艺术生命的内核；拜伦、陀斯妥也夫斯基、易卜生、安德烈夫、果戈里等承前启后的文学大师不但是鲁迅的引路人，而且也是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家的导师，这些文学大师既给他们提供了丰富深厚的文学思想，又给他们提供了富有新意的文学表现手段。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之间的这种同祖同源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鲁迅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他并没有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将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中，鲁迅更倾向于陀斯妥也夫斯基、安德烈夫等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承前启后的文学大师，因为他们所提供的思想观念、艺术形式及思维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本人的性格爱好。他曾这样评价安德烈夫，“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注：《现代小说译丛〈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同时他又极欣赏陀斯妥也夫斯基“我但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创作名言，写实与象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是鲁迅在学习西方现代文学中所获得的一项法宝，这种创作思想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应用于他的创作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基本范式。南斯拉夫学者卢基奇认为把鲁迅划为现实主义作家是有道理的，但“用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或任何其它现实主义的范畴来套中国这位伟大的作家是不适当的。用这个模子是无法来套鲁迅特有的故事体散文的巨大财富的。鲁迅远远超越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和其他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限，鲁迅把各种不同的趋势和倾向综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更为完善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现实主义”（注：斯韦塔·卢基奇《鲁迅是现代哲学——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文艺报》1981年第23期。），“鲁迅的作品是一种极为杰出的典范，说明现代美学准则如何丰富了本国文学的传统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结合体。这种手法在鲁迅以其新的，现代手法处理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中反映出来，他以冷嘲热讽的幽默笔调剥去了历史人物的传统荣誉，扯掉了浪漫主义历史观加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使他们脚踏实地地回到今天的世界上来。他把事实放在与之极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去，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以新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使鲁迅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上这种流派的一位大师”（注：普实克《鲁迅》，《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这种融写实与象征、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更完善、更高级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鲁迅所创立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狂人日记》是这种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后来的《野草》、《故事新编》都表现出这种鲜明的特色。鲁迅所开创的这种文学模式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总结新文学早期的发展经验时曾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说明鲁迅的文学创作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样板的作用，对广大青年文学作者和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学模式在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作为一脉传统延续下来。四十年代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立足于中国的苦难现实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呐喊，他们将社会与主体、人民与自我融为一体，“追求知性和感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最终建立一个现实、象征和玄学（指哲理、机智等知性因素）相综合的新传统”（注：袁可嘉《从浪漫诗到现代诗》。），后来袁可嘉将这种“新传统”称之谓“中国式现代主义”，认为其基本性质“应当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而不是最表面的意义上）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沟通的，是与民族优秀传统相融合的，同时又具有独特的现代意识（即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技巧和风格的，具体表现为心理刻划上的深度和人物塑造的真度、艺术表现上的力度和艺术风格上新度”（注：袁可嘉《中国与现代主义》。），实际上袁可嘉所概括的九叶诗派的这种“中国式现代主义”与鲁迅的文学创作模式相距甚近，可以说是鲁迅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新时期所出现的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将个人的痛苦与民族的劫难、个体心灵与历史现实、自我主体与社会主体融为一体，宣称“心灵走过的道路，就是历史走过的道路”，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忧患意识，既有火热的现实人生关怀，又有冷静的抽象哲理思考，是鲁迅和九叶诗派文学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延续和发展。鲁迅所开创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在九叶诗人和朦胧诗人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同时在施蛰存、冯至等人身上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鲁迅的文学探索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起着立法规范的作用，给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确立了一些基本的范式。这些范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思想内容方面是一种东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艺术形式上是对小说形式的先锋试验。 一 鲁迅是以异端的面目出现在中国新文坛的，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异端思想，它们不仅是鲁迅现代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也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面世宣言。以往的研究者只看到这两篇文章中的反封建思想，对其中的现代主义思想则避而不谈，有的甚至以他后期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否定其前期思想，这都是与科学的研究态度相背的。实际上，这两篇文章中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现代主义思想，这不仅表现在文章中介绍的大都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哲学、文学的先驱，而且表现在他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见解——非物质，重个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争天拒俗，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这种思想见解已远远超越了反封建的范畴（当然首先包括反封建），具备了现代主义的基本质素，它不仅是鲁迅前期创作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其后期创作中也得到了贯彻体现，即使他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也并没有否定前期的思想。综观鲁迅的一生，“偏至”是其思想核心，“反抗”是其行为准则。他以极端的现代思想行为来反叛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在当时愚昧、落后、守旧的国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异端”，属于被追杀歼灭之列，但正是这种“异端”赋予了他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在十八岁之前接受的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及至他接触到西方现代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之后，他的思想、眼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广泛阅读西方现代文学、哲学著作的同时，对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喜爱有加。鲁迅主张“拿来”主义，但他对西方现代文化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加以吸收。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打破了中华帝国中心论的美梦，内忧外患压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喘不过气来，因此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就成了有良知、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也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主潮。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鲁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仅仅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技术并不能拯救中国可悲的历史命运，国家要生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基于此他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如果说对人的呼唤、对个性的张扬符合“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时代潮流，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启蒙主义的性质，那么“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明显与“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的时代主流相悖，远远地超出了启蒙的范畴，回响着尼采超人哲学的咆哮。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忙着把鲁迅打扮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将他与“科学”、“民主”紧紧捆在一起，对他反民主的一面讳莫如深，有的甚至认为是其前期思想的局限，实际上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观点是在对中国历史作了深刻反思之后、针对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现代“民主”与古代专制之间的相同本质，如果把“民主”简单地归为“众数”，其结果势必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只不过“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即所谓“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其专制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近世社会“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因此鲁迅崇尚“撒旦”式的反叛精神，他积极地译介易卜生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以抵排”，易卜生的这种大胆反叛精神在鲁迅心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并引导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思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写出了《狂人日记》、《长明灯》，其中的“狂人”就是一个“世人皆醉而我独醒”、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中国式的“超人”形象，这种“狂人”形象在后来的作家笔下也时有所见。作为鲁迅的学生，高长虹在某些方面传承了鲁迅的思想，他像鲁迅一样迫切呼唤中国式“超人”的诞生，《狂飙社》宣言希冀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精神的宣言》中的抒情主人公“我”欲远离庸人而达于狂人之胜境，《离魂曲》仿屈原的《离骚》抒发自己高远的理想，“掇太阳而为光兮，／发狂飙之长啸，／众耳聋而目眩兮，／咒我为乱世之妖”，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以“狂人”自居，以反叛者的姿态向社会挑战；孟真（傅斯年）在《一段疯话》中赞扬“狂人”，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尽管他们的思想与鲁迅相比要浅薄的多，但它无疑是鲁迅思想的余脉，是对鲁迅“超人”观的继承和发展。虽然这种反社会、反民主、反平等的思想与“五四”时期对民主、平等的追求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了“五四”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但它并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反而成了一股强大的超前力，时刻拉动着人们向前移动，并提示人们警惕假民主的死灰复燃。如果把鲁迅这种“反民主”的思想放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加以验证，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想的正确、深刻，也会进一步感受到他的卓越、伟大。由此可见，鲁迅所反对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只有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从这个方面来讲，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