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是难以想像的。它不仅造成了3500万人口的伤亡和13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也给中国的新文学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战争粗暴地打破了作家们相对平静的生活，造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空前的作家大流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不仅大搞军事镇压，也大搞文化迫害。大批从事进步文学事业的青年作家，无法生存，被迫先后流亡关内。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急欲征服中国的野心并未让流亡者获得喘息的机会。“七七”事变的爆发，不仅使东北的流亡者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而且也使大半个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尤其是云集北京、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的新文学主力军，开始了漫长而苦难的流亡生涯，在不停地奔波中度过了抗战的八年岁月。有的作家则在这困苦的流亡生活中不幸去世，如鲁彦、万迪鹤等。 其次，战争不仅造成了中国作家的大流亡，也影响了作家正常的创作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作家都是贫困的。住亭子间，为穿衣吃饭而奔波，但毕竟还能安定下来，尤其在上海北京，都有许多文艺圈，大家可以相互支持。但战争下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流亡，恐惧，饥饿，都在扼杀着作家的创作力。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文学创作是有“条件”要求的。“这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作品的”。（注：《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23、420页。 ）优裕的物质环境固然未必能造就作家，但饥寒冻馁和政治压迫却会扼杀生气勃勃的艺术创造。 再次，战争也打乱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国新文学在短短一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活跃的局面。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和实验，都在这个时期成长发展起来。但是，战争却把这一切都阻断了。诚如姚雪垠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两三年来的时代简直变成了一道澎湃的激流，‘现代派’、‘幽默派’，以至于那般所谓‘寄沉痛于幽闭’的居士派，一概被这激流打得销声匿迹……”（注：转引自石怀池《东平小论》，《希望》第2集，第3期。）这固然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的，但它却的确说明了一个事实，战争粗暴地打破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些原因，使得中国新文学在这一个时期，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的苦难，但战争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当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战争之后，中国文学界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敌寇的正义事业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抗敌卫国，同时也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富于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不仅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的重要作用，忠诚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神圣责任，还形成了新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抗战文学。正是由于抗战文学的兴起，才将历史赋予世纪文学的两大主题——反帝反封建，真正确立并发展起来。 抗战文学的出现，不仅呼应了时代的要求，高举起了反帝爱国的文学大旗，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基础，而且也由此开始了中国战争文学发展的新时代。正是从这时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和主题的文学创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不仅从未停止过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个世纪性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性的创作现象。它不仅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以其不同一般的文学风貌，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文学存在，正如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现象一样。这是20世纪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孕育出来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 （二） 抗日小说在抗战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与抗日诗歌、抗日散文、抗日戏剧相比，它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影响广泛。抗日小说的出现，是中国新文学走向战争化的结果。 新文学的战争化，首先是作家自觉的爱国行动。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有爱国心、民族感的作家，都不会置身于时代大潮之外，在自己的象牙塔内自由自在地作纯艺术的漫游。李辉英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集《丰收》的序言中就这样写道：“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谴的’”，可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自己，‘你该把这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的转变中，他写下了《最后一课》、《万宝山》等反日小说。李辉英的这种思想情感，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声。 新文学的战争化，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政治要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左联就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艺组织书》， 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 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6期。），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同年11月，左联又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的决议，不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而且把“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列为“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中的首位。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左联领导人周扬于1936年6月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号，1936年6月。），不仅要求文学走向战争，而且还表达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思想。正是适应着这全民战争的需要，1936年春，左联宣布解散。在经历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之后，同年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 冰心等21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注：《文学》第7卷第9号，1936年10月1日。）， 标志着“两个口号”论争的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