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人将“湖畔”诗派与儿童文学相联系，自然也就少了这方面的评价。即使在现代的成人文学领域，“湖畔”诗派也算不上是光彩夺目的一支。“湖畔”诗社成立于1922年，先后仅存三年。其成员多为涉世未深的学生，以杭州第一师范的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为主，而后又加入了魏金枝、谢旦如。此外便是与文人团体并不接近的店员——应修人。他们的诗作不多，较有特色的仅有《湖畔》、《春的歌集》（以上为合集）和汪静之的《蕙的风》、《寂寞的国》。“他们颂扬母爱，但感情不如冰心纤细；他们礼赞自然，但设色不如康白情奇妙；他们描写人生，但影响不如《新青年》、《新潮》诗人群那么深广……。”（注：林明华：《试谈“湖畔诗人”的爱情诗》，《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6期。）但是，他们是一群20岁上下的青年，有着一腔热情， 勃勃生机。受“五四”精神的感召，西子秀色的润泽，他们或低声吟咏，或放声歌唱，呈现出一派天真、自然之气，让人时时感到“灼灼童心”的跳动，以真挚的“童心”写出稚气、清新的诗歌，正是“湖畔”诗社对于儿童诗的贡献。他们正如一株淡雅的雏菊，没有诱人的芬芳，没有艳丽的花姿，但却能自由成长，清香怡人，以纯朴、稚趣的风格悦人心目。 一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湖畔”派的诗人并不算真正的儿童诗人。至少在创作上，他们缺乏一种自觉。其作品以“童心”著称，却又不专注于儿童读者。只是在“五四”这一动荡的时代，审美观念的突变，文学大师的倡导及诗人们天生的气质，才促成了他们真率清纯的风格。 “童心”美是作为对封建虚假矫饰的美学观的反拨而出现的。中国这一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也有过无忧无虑、天真美丽的童年，但是它很少在古典文学中得到表现。即便是大谈“专气致弱如婴儿”的老子，提倡“童心”的李贽，在为文时也并不天真，时时闪耀的是他们成熟睿智的思想光芒。延至近代，那种僵化腐朽的文学观更是严重扼杀了人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随着“五四”的到来，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一面扫荡着那种虚假浮夸、雕琢晦涩的没落美学观；一面将“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节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王嘉良、李标晶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2月版。）作为美的最高境界， 甚至将“美”等同于“真”。同时，由于“人的觉醒”伴随着对于儿童独立人格的确认及大量外国作品的引入，如泰戈尔的《新月集》（郑振铎译）、日本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周作人译）、《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童心美”这个令习惯于“文以载道”的中国人耳目一新的美学境界，凭借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新文学的作者们。它已被赋予了“单纯、明净、真挚、率直”等内涵。不但在“五四”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而且在“五四”之后几十年间，都找不出另外一个时期，有如此多的文坛巨匠向纯洁的童心世界倾注如此普遍、巨大的热情。他们追忆童年、描绘童年，也不遗余力地赞美明净的童心。郭沫若写道：“小孩子比我神圣得恒河沙数倍”，冰心则赞叹“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在鲁迅的《故乡》与《社戏》中，一个个纯朴、憨厚的少年形象应运而生，在文学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可以说这一时期，新文学的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追寻着返朴归真的“童真”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和叶圣陶。自1920年后的五年时间，朱自清一直任教于浙江，1921年10月，又与叶圣陶有了共同执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经历，并受邀于湖畔诗社的前身晨光社，成为其顾问。两位先生对“湖畔”是颇有影响的。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朱自清、叶圣陶都是“儿童文学运动”的响应者。早在1920年1月， 朱自清就翻译了德国一位通俗作家的童话《胜者》，发表于《学生周刊》；而叶圣陶则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文艺谈》中就大声呼吁：新文学战士应当“为最可宝爱的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表现在作品上，则是《小白船》、《稻草人》等一系列童话作品的问世。其中《小白船》写得清新而富有诗意，充满着对“爱”与“善”的热烈向往，与“湖畔”诗风相似。当然，于“湖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自清。从任教于一师至介绍诗集《湖畔》，为《蕙的风》作序，朱自清一直与“湖畔”保持密切联系，时有书信往来。在这期间，朱自清、周作人、叶圣陶、俞平伯、徐玉诺、郑振铎的诗集《雪朝》印行。郑振铎在《短序》里写道：“虽然我们八个人在此所发表的诗，自己知道是很不成熟的，但总算是我们‘真率’的情绪的表现；虽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但也可以说是各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的反映”。而这一特色恰与湖畔诗社“真率、大胆”，“对时代反映并不深广”这一特色相仿。此外，朱先生对于具“童心”美的作品异常关注。“冬天到了，这些树叶全冻死了。”（一小学生的作品《冬天》）短短的诗句引起朱先生极大欣喜，认为“只有儿童纯洁柔美的小心里，才有这样轻妙的句子流露。”（注：见《诗》第1卷第1号。） 在这样广泛时代风气的熏染下，在导师们的指引及呵护下，《湖畔》诗集一经出版，便以其“天真、稚气、清新、自然”的风格获得普遍肯定。此后，“湖畔”派受到守旧派诋毁时，鲁迅、周作人立即撰文反击，也无疑促进、保护了“湖畔”派的成长。 诚然，外界的扶持不可或缺，而内在的气质也颇为重要。作为一门情感艺术，诗歌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通过抒发强烈的情感，以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来反映生活”，“作为儿童诗则一定要抒发少年儿童的真情实感……，因此，在儿童诗的艺术构思中，诗人首先必须具备符合少年儿童心理运动规律的强烈情感，……成为儿童诗的情感基调，主旋律和诗魂。”（注：楼飞甫：《情感、想象、意境、形象——谈儿童诗创作的艺术构思》，《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儿童文学研究专辑）》1986年11月版。）以一颗“童心”去写诗，去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这对于许多成人作家而言，的确有些难以企及，而对“湖畔”诗人而言却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本来就是一群稚气未尽的少年，有着孩子般明净的心灵，无需强求，信笔所至，便是一派稚趣的天地，清新的气象。汪静之就曾坦言自己是“一个孩子”，他们可以毫不虚伪，毫不造作，尽情地袒露胸怀：“我爱小孩子、小狗、小鸟、小树、小草，／所以我也爱做小诗。／但我吃饭偏要大碗，／吃肉偏要大块啊！”（冯雪峰《小诗》）只有尚未领略生活艰辛的少年，只有与贪婪做作无缘的心灵，才会有如此自由的表白。诚如鲁迅在一封回寄汪静之诗稿的信中所言：汪氏的诗是“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不是硬作出来。”这也正是对“湖畔”总体风格的中肯评价。不是自觉的儿童诗人，却能创作出“童意盎然”的作品，“一颗童心”正是湖畔的奥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