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对中国人的死亡意识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作家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经历了由规避到接受、直面、习惯的发展轨迹。 异质文化冲击波——走向反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命本体的悲剧意识比较淡薄，中国哲学乐于解答怎样活着和值不值得活着，很少探讨生命本身，更少关注死亡。“死亡”在人们眼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不具备可供想象和理想的丰富形态和深奥秘密，它只有一种功能：毁灭生命。这种认识造成了人们对死亡的冷漠和回避。作为中国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道、释也没能有勇气去直面死亡。 儒家学说着重于从社会本位出发，解决一个个活着的个体所构成的各种关系。所以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会以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打发了弟子关于死亡的提问。而道家似乎把生死看透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齐物顺性，物我合一”，“生即死，死即生”。死亡是变化之自然，生亦不必喜，死亦不足悲，此岸与彼岸没有差别。道家把人的死亡意识纳入了主观世界的修身养性中，虽然超然、淡泊，但并非对死亡意识的肉体上的真正认同，所以在其生与死的彻悟中我们看不到死亡的悲剧性挣扎和痛苦。于是，庄子面对妻子的死亡能够鼓盆而歌。至于佛家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则带上了神本主义的彼岸性，回避了对现世人生死亡的直接认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难怪人们会对“死亡”产生冷漠和回避的态度了。 然而，新时期以来，异质文化的入境引起了中西文化大规模的现代冲突，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怀疑。而历次运动的曲折和灾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为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补上了一课。在那个悲剧的时代，是非颠倒，人生沦丧，现实成了硕大无比的荒诞，人变为非人，到处是死亡。生活难道还能阻止那些曾被推进卡夫卡式的“城堡”与“审判”、曾被践踏和被撕裂的人去采用卡夫卡式的思维方式吗？生存危机中，“死亡”受到了注目。 西方哲学家们虽然恐惧死亡，却不逃避死亡，相反，能够清醒地面对死亡。苏格拉底把哲学定义为“死亡的准备”；叔本华认为“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存在主义者们更是宣称在没有感受到死亡之时，一个人实际上也就遗忘了存在，解脱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死亡。随着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科技揭开了宇宙间的大量未知秘密。科学愈发达，愈发觉科学不能穷尽世界，不能解决人生种种难题。终于19世纪末尼采一声断喝“上帝死了”，于是，“一切价值都要重估”（尼采），外在权威彻底动摇了；“黑暗、冷酷和丑恶的力量决定着人的生命”（弗洛伊德），内在的理性彻底动摇了；“体现人的意志的各种欲望、冲动和理想只意味着空虚、孤寂和厌倦”（叔本华），理性彻底沉沦了。人被逐出了快乐的伊甸园，陷入了永恒的劫难之中，没有希望，没有天国，只有死亡。如果说这个时刻人们还在寻找自我，努力返回自我生存的时间去的话，本世纪中期福柯高喊一句“人死了”，把自我更深刻地推入了时间之流，自我在完全的差异性和任意性中被零散化了，成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现时存在物。深度模式削平了，历史意识丧失了，距离感消失了，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死亡意识，“作品的意义就是没有意识，它的存在超过任何规定性，不在光辉的肯定之中，而在对任何肯定的不断否定之中”（注：加缪《西绪弗斯神话》第25页，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运动后，灾难岁月留给中国人民心灵的震动和创痛，实在不亚于两次大战给予欧洲人民的精神打击，相似的心路历程使人们的思想世界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审美意识的蜕变、认知模式的重构、知觉形式的变化等体现到“死亡意识”上，在新时期小说中呈现出一个对其逐步认知和直面的过程。 死亡：规避—接受—直面—习惯 新时期的作家们，在异质文化冲击波的影响下，对死亡意识并非一开始就直接认知和勇于面对的，而是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它呈现出对死亡客观上认识、本体上认知、抽象化思考、主观上习惯的意识发展轨迹。 对死亡的规避不等于可以消除死亡，于是传统文学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置短暂的生命于不顾，而追求另一种生命——永恒的生命，在肉体生命不可能永存的前提下追求精神的不朽。从此，死亡有了选择性，有了价值，有了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之分。新时期早期小说中没能摆脱传统的影响，死亡意识仍然停留于“在烈火中永生”的阶段。《大墙下的红玉兰》中葛翎的冤死强烈控诉了“四人帮”对人的迫害。《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的毁灭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今夜有暴风雪》中的裴晓芸和刘迈克虽为一种包含着荒诞因素的使命感而死，但他们那种以身殉职的强烈责任感仍具崇高的力量，令人肃然起敬。在《大林莽》中，反对开发五指山的简和平，虽然最后葬身于大林莽中，但他的努力没白费，他身上的理性力量影响了谢晴，也显示了与自然搏斗中的人的主体性。这些死亡反映出的观点是：生命是宝贵的，死就要死得有价值。这种“永恒的价值”尤其体现在战争小说中。如《高山下的花环》透露出许多新的价值取向，但是对英雄生命本体的某种程度的轻视，对其精神不死的礼赞，仍旧带着传统死亡意识表现于佛家彼岸的虚幻性。总之，新时期早期小说出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心，但仍执着于对价值的追寻，实质上对死亡意识是回避的。 当“精神大于肉体”的死亡意识仍被一些作品演绎着的时候，一种新的死亡意识在阿城、莫言等人的小说中悄然登场了，它表现为“生也舒畅，死也执着”，不因为生的执着而拒绝死的到来，也不因为死的永恒而轻视生的短暂。可怕的不是死去，而是死从精神上对人格尊严与心智力量的扼杀，主动地走向死亡意味着粉碎了死神对自我的精神征服，就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于是，在对生死彻悟后一种无畏与豁达的人生态度被高扬起来。《爸爸爸》中众人在迁徙之前平静地分喝了毒药。《命若琴弦》中老瞎子寓言式地思索：“目的本来没有。不错，他的一辈子都被那虚假的目的拉紧，于是生活中丁丁当当才有了生气。重要的是从绷紧的过程中得到快乐……”《棋王》中的王一生，津津乐道于“吃”，为的是延续自己的生命，确定生命本体的意义。此刻，他视生命为“有”，但当他面对世俗的纷扰、丑恶、肮脏、凶残时，他又视肉体为“无”，精神为“有”，于是他的九局连环之胜，不啻把一个人的生命之光，借助肉体和精神和盘托出，与宇宙合二为一。可以说这批作家对死亡持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活就活，死就死，无需多费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