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极左政策统治下，受阶级斗争理论和现实政治的困扰，中国当代文学民族主义匮乏。从文化专制中解放出来，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实现自觉的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陈祖芬的报告文学《祖国高于一切》（1980）表现了极左政策对于民族主义的困扰，以及民族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超越。 “浩劫”过后，面对百孔千疮的现实，中国同先进工业国家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世界价值观念涌入，在相当一部分国人中，民族自信心减弱，甚至丧失。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大地滋生、泛滥。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生成是回应西方价值体系的挑战和国内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王蒙的《相见时难》（1982）描写了上述两种价值体系、两种社会思潮的冲突。小说以美籍华人蓝佩玉回国治丧为中心事件描写了发生在1979年里的一出喜剧。领导层里的风派人物孙润成，文革期间曾挥拳痛斥翁式含和蓝佩玉相互“勾结”，而现在却又随风倒，竟要翁式含出面帮忙巴结蓝佩玉这样的“海外关系”；比蓝佩玉年龄尚小并且在她父亲去世后又改嫁他人的杜艳，千方百计地要拉上这个海外关系，以挤进“美眷”行列，甚至希望能跟上蓝佩玉“到美国腐朽上一年半载再回来”。杜艳是王蒙笔下的一个虚无主义者，对内的民族虚无衍生出对外的殖民地性格。杜艳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的大赤包在“新时期”的再现，是精神上的“沦陷者”。王蒙较早地揭示了建国30年之后滋生于中国大地的后殖民地意识，并且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忧虑。 《相见时难》描写了蓝佩玉在美国生活30来年，却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保留着“东方人的无法解脱的执拗的痛苦”，回到中国到处寻找东方文化精神。她一直相信：有一种光明，一种力量，一种希望，那是在中国。翁式含体现着蓝佩玉所向往的光明、力量和希望。他是执政党中的务实派。他所经受的“相见时难”发生在“劫难”——作品由于存在致命局限，将此称之为“挫折、失误”——刚刚渡过的历史时刻。它是务实派在中国同世界经济先进国家之间出现的巨大落差面前的窘迫和痛苦，是一种清醒的落后感。这种感情包含着自觉的主人翁精神。他既自觉又自豪地承担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他认定自己的位置是“在中国干”。翁式含身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国人在“大灾难”过后强烈的自强、自信精神。《相见时难》是王蒙反思小说中的“民族篇”。小说以蓝佩玉登机回国开头，又以她坐着飞机离开中国结尾。经过一番寻觅，她找到了中国。她觉得中国“伟大，深邃，痛苦！”“真是深不见底！”她在飞机上安然地睡了。睡梦中喃喃地说：“中国！”两年后，王蒙在报告文学《访苏心潮》中将这首“中国”畅想曲全部唱出，并且凸现了它的动态特征：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划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1980），从它的二元标记，到作品所展现的两种生存状态、价值体系，都可以看到两种文化的差异。这里的许灵均的父亲时隔30年回国与《相见时难》中的蓝佩玉回国有着相同的意义，都属于抱着“另一个世界的价值标准”走进了我们的国门。许灵均同翁式含、蓝佩玉一样，自由地选择了“土地”、“家园”。这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选择。许灵均与父亲的一段对话，集中地表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许灵均所作选择的历史感：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惟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许灵均的选择表现了“大灾难”过后中国人精神的伟岸。 张洁的“访美散记”系列，表现了对于20世纪重要文化现象的关注，其中有敏感而重大的关于“自由”的问题。针对美国一家杂志社负责人向中国作家代表团阐述的“反政府＝创作自由”的逻辑，张洁表达了她所理解的文学自由原则、真实性原则，它是富于民族主义的，通向民族复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张洁和张贤亮、王蒙等中年作家表现为对于有历史感的“土地”思想的坚守，而张承志、阿城、王安忆、郑义等青年作家则表现为对于东方文化的坚守，对于“精神家园”的寻觅， 从而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寻根思潮。 《黑骏马》（1982）、《棋王》（1984）、《小鲍庄》（1985）、《老井》（1985）的问世，标志着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寻根文学”旨在寻找民族文化源流，开掘民族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核，将其引入现代。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根基上的现代化。 80年代里，国门打开，日货大量涌入，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不少政要总是不时地翻当年侵略战争的案，美化当年的军国主义侵略。这些，引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国内某些势力的不满。198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40周年之际，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以政府公职人员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此背景下得到发展。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阶段，题材、主题主要集中在表现当年的抗日战争上：揭露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罪行，描写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战，以回答当今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其主调是悲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