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确立现代历史叙事模式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这些基本历史观念逐渐成为当时的时代共名，即人人都在政治教育中获得的“共识”。广义地说，现代战争小说也是现代历史题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为了强调战争文学的特殊表现手段，本文才有意识地把现代战争史题材与一般现代历史题材分开来分析。后者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些，除了新民主主义（1919—1949）的历史范围以外，还包括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描写从戊戌维新失败到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腐败政治的话剧《茶馆》（老舍著），描写四川保路运动的长河小说《大波》（李劼人著），以及从戊戌变法写起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著）等，都可以归纳到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现代历史题材创作的主流是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突出的是长篇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也拥有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值得注意的代表作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艾明之的《火种》、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等。其他文艺体裁也有比较成功地描写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如叙事诗有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话剧有于伶的《七月流火》；电影有于伶等编剧的《聂耳》，夏衍编剧的《革命家庭》等等，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在吸取民歌乐曲的基础上创作的现代歌曲在当时家喻户晓，除剧本以外，歌词创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之所以发达，首先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文学作品产生强烈的政治目的。如李六如在谈《六十年的变迁》创作时说，他的创作就是想帮助人们“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注：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梁斌谈创作《红旗谱》时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注：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像这样的自我表白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但是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者的成分相当丰富，既有来自革命斗争实践的解放区作家，也有许多“五四”新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老作家，他们熟悉自己的生活历史经验，虽然这些生活历史经验是经过时代共名的过滤后表现出来的，但具体生活场景、具体历史场面仍然有它独立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尤其是一些作家调动他一生的经验感受，其展现出来的真实历史场面往往超过了一般普及党史知识的意义。如《红旗谱》写到的保定二师学潮，《革命家庭》写到的年关暴动和立三路线，作家在揭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同时，仍然歌颂了错误路线指导下英勇牺牲的人们。（出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还不可能写出中共党内极左路线对革命本身的摧残和破坏，这样的题材要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现代历史题材创作关键在于写好人物，不管具体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凡人物刻画比较成功的，作品也相应地较有艺术价值。像周炳、朱老忠、林道静、许云峰、江姐、聂耳等人物，虽然带有明显的英雄人物的模式，但仍然被当时的读者所喜爱。还有一类作品不是描写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着重描写某一历史阶段中的人物命运，如老舍的《茶馆》通过一个民间茶坊在几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为旧时代写了一曲葬歌，暗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的人心所向和历史必然。在这一点上，它与时代共名一致。但其杰出之处在于：作家凭着对旧北平文化生活的熟悉，突破了图解政治主题，以其圆熟滑润的语言，形散神凝的场景，横断面连缀式结构创造出一部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话剧。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的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在新文学史上有比较多的经验积累。将中国近现代历史摄入文学创作的视野，是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开始而开始的，虽然当时这类题材离现实生活不很远，但作家们是自觉地把它当作“历史”来进行创作的。如茅盾，一直在寻找刻画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长卷，他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虹》、《蚀》甚至《子夜》，都有这种现代史的含义。李劼人的长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更被誉为“现代的《华阳国志》”，开创了“五四”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可以说，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在“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已经被确立了，并对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产生了影响。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叙事模式：茅盾的《子夜》模式，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模式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模式。 《子夜》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子夜》的创作意图之一，不仅是为了答复托派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而且还企图对中共党内立三路线、取消主义进行揭露，这些涉及党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若作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和斗争历史非常熟悉并作出深邃的思考，是很难写好的。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和通过阶级分析来塑造人物典型的创作方法，对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代作家们在新的文化规范的制约下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影响发挥到极致，无论是表现农民觉悟和斗争的《红旗谱》、《苦菜花》，还是表现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三家巷》、《青春之歌》，还是描写中共地下工作者活动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小城春秋》，都是在塑造时代英雄形象的同时，体现出作家们要尽力创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诗”的强烈愿望。这时期的战争文化的审美特征，诸如塑造英雄人物、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胜利者的主体定位和视角，以及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等等，在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同样存在，不过是表现得比较复杂与含蓄一些。 《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的模式。如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蔡大嫂是风尘女子，罗歪嘴是袍哥头目，顾天成是土财主，三人构成的多角冲突完全建立在民间的传统叙事上，但小说又加入了洋教的因素，使历史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故事也进入了近代史领域。这种透过民间生活场景来展示历史的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虽然不能完全体现，但局部的民间生活场景还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三家巷》前半部分写三家不同经济成分的青年男女一起欢度各种民间节日的场景，《红旗谱》里朱严两家农民生死与共的生活场景与伦理观念，都是构成小说魅力的最重要的艺术因素。老舍的《茶馆》更进一步试图发展民间的叙事特征。遗憾的是李劼人在50年代重新改写长篇小说《大波》，只完成了前三部，第四部由于作家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未能完成，而且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死水微澜》的叙事模式即使作家本人也不可能真正贯穿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