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的政治地位、经济权利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社会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广阔背景上，女性文学呈现出新景观、新阵容。披着“五四”朝霞的冰心，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怀着爱心，拥抱祖国的新生，歌唱新生活的欢乐：“一踏上了我挚爱的国土，我所看到的就是新人新事：广大的工农大众，以洋溢的主人翁的自豪感，在疮痍初复的大地上，欢欣辛勤地劳动……”散文集《还乡杂记》是她归国之后呈现给祖国的礼物。茹志鹃的《如愿》、《高高的白杨》、《静静的产院》等作品着眼于新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喜悦洋溢于字里行间。刘真则从昨天的斗争历史中撷取故事，把一个个生龙活虎、逗人喜爱的小八路形象带上了文坛。女作家们在歌颂新社会时，从不忽视妇女解放这一主题，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如电影《五朵金花》（季康）中的女主人公们，她们有的是精明强干的人民公社社长，有的是活泼能干的养猪能手……在农业生产中，五朵金花担任了重要的角色。韦君宜的《阿姨的心事》中，写了家庭妇女李玉琴，力除陈规偏见，走出家庭，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以其无私的奉献而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尊重，也获得了价值的自认。这些女性形象既是生活中解放了的妇女楷模，也是女作家心灵的结晶。 然而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女作家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偏差。由于过分地强调政治、突出政治，有些作品成为政治的图解，女性解放被简化为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于是江玫（宗璞《红豆》）在爱情和革命的抉择中，她只能舍弃前者，服从了后者，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个人的情感不得不融汇在革命的洪流中。由于女作家想极力地表现革命，其创作心理便为“政治意识”、“女英雄”、“女模范”的创作模式所束缚，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在超越性别中隐退了、消减了。60年代，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把妇女解放导入了斗争哲学的范畴，到“文革”时期发展到极点，“铁娘子”被当作妇女解放的榜样，斗争哲学被认为是妇女解放的终极目的，在这种畸形的社会中，女作家的创作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女作家因而被迫中断了创作。女性文学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当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时，“文革”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彻底地崩溃了，妇女解放运动在拨乱反正中重新受到了重视。这一时期“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曾经隐退的女性意识再次被唤醒了。改革开放，平等竞争摘下了新中国为妇女所编织的艳丽但却虚幻的花环，也使女性在“说男性的话，做男性工作，穿男性服装”的所谓“平等”中苏醒过来，她们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重新审视自我，重新确立自认的体系。崛起于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从复苏走向了繁荣，显示了极其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作家们摆脱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抛弃了政治化的叙事模式和话语，用她们的正义和灵气，或柔韧、或劲健、或先锋、或私语，种种样式，种种流派，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伴随着“人的自觉”的思想潮流，女作家首先从女性视角，表现了对人的关切。迎风而来的是舒婷委婉的歌声，当噩梦方醒之时，诗人找到了她创作的喷火口，呼唤着独立人格的回归，诗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既是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也是对妇女彻底解放的冀盼。宗璞的《我是谁？》是一个“文革”的故事，女主人公韦弥惨遭迫害，丈夫蒙冤之后产生精神变异，一大堆“吃人”的家伙充斥在她的幻觉中，她发生了撕肝裂胆的呼叫：“我是谁？？？”作家通过对韦弥错乱的精神和绝望的心情，寄予了她对于女性尊严、价值的关注。对于爱情婚姻这一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张洁、张辛欣、张抗抗等女作家把它放在妇女解放这一背景上加以思考、审视。张洁所强调的是，女人是人而不是“性”，《方舟》中的曹荆华、柳泉、梁倩作为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知识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不愿当丈夫的花瓶、性工具，不堪忍受没有爱的婚姻的桎梏，勇敢地结束了失败的婚姻，不懈地探寻女性的价值。但是，她们在遭受男性强权的挫折之后，有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吸烟、发怒……生活中的这一面透露出女性自我解放的曲折艰难。张洁的作品指出妇女要摆脱不幸，要求得真正的解放，“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张辛欣的《同一地平线上》，张抗抗的《北极光》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了当代青年女性在爱情事业上的两难境地，反映了她们在新竞争面前的人生选择。而刘西鸿笔下的孔令凯（《你不可改变我》），阿媛（《黑森林》）等，她们生活在经济特区，既自尊自强又超然洒脱，其“女性的主观意识已与客观现实达到和谐统一，对女性自我的认识，也达到科学的认同，对社会的关注，具有现代人的勇气与智力。”比之张洁的三女性，她们具备了一种新的心理素质，这是改革开放所赋予她们的特有气质。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波伏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提出妇女之所以成为从属的性别，是以男性为中心社会有意的培养和剥夺的结果。女性作为特殊的性别所受到的歧视与迫害，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直是新时期女作家所关注的问题。张洁的《七巧板》、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披露了男性对女性的虐待，方方的《风景》、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展示了多产多育妇女低劣的生存环境。铁凝的《棉花垛》让人们回味无穷的是乔和小臭子的殊途同归——遭受先奸后杀的灾难，小说显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强暴、征服的文化态势，这一悲剧超越了一切的政治内涵。在强大的男性强权中，女性仍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得以成长，这是王安忆给读者昭示的事实，透过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之恋》）的性爱故事，我们可读出女人成长的历程。《小城之恋》中的她与他一同坠入性欲的深渊，她为此而怀上了孩子，他却萎缩地遁逃了。她勇敢地生下孩子，在母性的皈依中，情感得到了升华、净化。“经过情欲狂暴的洗涤，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干净、更纯洁。”显然，在性爱中，女人承受了男人所没有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负担，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只能产生在多元并存的文化背景中。 女性话语从男性中心话语中独立出来，不仅展示了女作家多姿多彩的女性生活经验，也显示了作家自身乃至话语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她们抱着这样的创作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在写作方式上，她们凸现放大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以私人化的话语去书写女性的心灵史。诗人瞿永明这样表白：“我更多地喜欢扩张我心灵走向中那些最朴素的感觉，亦即被我称为‘女性气质’的细微的情绪和体验，……站在这个中心上，我的诗将顺从我的意志去发现预先在我身上变化的一切。”伊蕾也用她独特的话语抒写了“独身女人的卧室”，倾吐了一首舒畅的心曲。林白对于私语化写作也有独到的体悟：“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在她们的私语里，女性的生命经验得到了尽情地宣泄，肖蒙（陈染《与往事干杯》，倪拗拗（陈染《私人生活》）的自恋自虐，司漪纹（铁凝《玫瑰门》）的窥视报复心态，林多米（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性游戏都毫不掩饰地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这些被刷新的文本，无疑是女性写作的一个新景观。但是，当这些生命经验被私语完了，女性文学的前景又将怎样，这是我们所拭目以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