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寻根文学”的突然崛起。青年作家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阿城、郑义等人在这一年先后发表文章（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5，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 《作家》1985.6，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7.13。）， 提倡在文学中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一时应者云集，并在批评界、理论界形成论争。 尽管在以后的讨论中，关于“寻根文学”以及关于“根”、“传统”、“文化”等前提和概念缺少必要的界说，但在这个话题之下，各种观点的纷呈及其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关注，足以表明其价值；同时，由于处在不同理论维面上而使论争无法进一步展开所形成的喧杂局面，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个进入1985年现象研究的便利的入口。 一 新时期文学的“复兴”是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背景之下展开的。面对极左思潮与文化专制主义，由于共同政治主张和文化态度，由作家、批评家所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趋同于一种整体阵容的精英意识，标举着思想上的启蒙主义和美学上的现实主义两面大旗，对传统体制及其相应的文化形态进行激烈的反抗；同时出于所面临的共同的对立面，知识分子的这种精英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迅速结成了联盟。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无疑便是对这种联盟的充分肯定。（注：邓小平：《在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作为这种联盟的文学成果就是“反思文学”。那时作家纷纷开始痛定思痛，面对过去进行历史的梳理。但人们很快发现“反思”文学的路越走越窄，当有人提出从“反思文学”到“文学的反思”，力图在“反思”中把握文学的审美本性时，便意味着“反思文学”陷入了困境。这种联盟的另一文学成果是“改革文学”。如果说“反思文学”是面向过去，那么“改革文学”则是面向现在和未来。与当时的政治口号“向前看”相一致，意味着在文学上避免“反思”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应该去讴歌我们的改革时代。但是，不断制造“乔厂长”式铁腕人物和千篇一律的改革加爱情的情节设置，也使“改革文学”日益陷入模式化的困境之中。以今天的视角来看，80年代初的这两股创作热潮很快地退去，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并未认识清楚，另一方面也预示了文学本身的审美性正如地火奔突，孕育了某种艺术规范的突破和对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分离、回归自身的前景期冀。 其实，技巧上、形式上对既有文学规范的突破从新时期起步不久便开始。像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春之声》等，只是他们还未构成对文学成规的冲击，并不表现为对艺术革命、文学观念突破和文学回归自身的自觉，更多的可能来源于对艺术个性、风格独特的本能追求以及外来文学的影响。而且，事实上，这种追求在当时还只是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成为“双百方针”的文艺繁荣成果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宽容的显示。 大致在1984年，这种状况有了变化。这一方面与“反思”、“改革”文学日益陷入困境有关，另一方面，几年来零散的、自发的形式探索业已积累、聚集起一些新的审美规范，这些新的审美规范正在获得认可。从1983—1984年全国获奖小说中可以看出：邓刚《迷人的海》、阿城《棋王》、郑义《远村》、邓友梅《烟壶》、张承志《北方的河》、冯骥才《神鞭》、贾平凹《腊月·正月》、何立伟《白色鸟》、李杭育《沙灶遗风》等致力于小说审美本性探求的作品已在整个获奖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批评家南帆在事后的理论概括中，曾把这种小说在技巧上、形式上的突破提升到了审美情感的变异和文学观念突破的高度上来（注：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87.11.P12。）。 因此，可以说，活跃于80年代中前期的青年作家，他们以自己的审美情感与艺术观念在文坛上崛起，成为文坛主力。旺盛的创作力逼迫他们必须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4年12月在杭州“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创作理论会上，如何突破既有艺术规范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而几位“寻根文学”肇始者都参与其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学中的文化意蕴。紧跟着的“寻根文学”概念的提出并在很短时间内获得相当影响与拥护，热闹的背后只能表明创作界面临着停滞不前的窘况，以及对任何突破的尝试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和渴望。 这是一次文学力图回到“自身”的努力，也是以文学之根表明与社会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相裂隙分离的努力。尽管大家知道要说清文学之根是什么是异常艰难的，但“寻根”作家们还是勇敢地上路了。显然，“寻根”作家们的论述潜藏着如下逻辑判断：“大作家”或真正的文学总是“不只属于一个时代”（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6。），文学必须超越“住房问题”、“特权问题”、“牢骚和激动”的“现实世界”和“社会学内容”，它是“追求和把握人世的无限感和永恒感”（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而文化则是跨越历史、跨越时代的，它“更深沉、更浑厚”，“是绝大的命题”（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7.6。），隐藏着“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注：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因此，追求永恒性的文学，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文学的“根”，在于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