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对我们的文化意味着什么？ 我想从两个文本开始探讨。一个是上海女作家殷惠芬的小说《吉庆里》，另一个是冯小刚的1999年贺岁电影《不见不散》。这两个文本显示了全球化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深刻的改变，它们喻示我们全球化已经是我们无可摆脱的命运。 殷惠芬的《吉庆里》中，租住在上海弄堂中的小雨和男友的关系出现危机之时，却在网上结识了美国人HART，她和HART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 “小雨从此和HART成了网上密友。他们总是在北京时间零点的时候在网上见面，小雨隔着茫茫重洋和HART说了很多心里话，她需要一个心灵的朋友。跨越空间的友谊弥补了她失去任言的虚空。有时候他们也会相约一起去参加某个网友的网上婚礼，或者在网上共同看一部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关于它的所有资料，比如某个演员的私人档案。有时候他们还忙着给对方传送自己最新的发现和最有趣的网址。她后来就十分理解那些通过某种信息，通过一篇新闻报道，一条征婚启事而产生心灵撞击彼此相爱的人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和HART会发展任何网下的关系。网友就是网友，它是真实而虚幻的、任何显示的关系所无法替代的。” 在这里，网络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经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弄堂和网络中和生活毫无逻辑地拼贴在一起。小说精细地描写了上海弄堂生活的状况，但这个名为“吉庆里”的弄堂无疑已经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它通过小雨和HART的虚拟关系与美国几乎拥有共同的时空，殷惠芬提供了有关全球化冲击的最为感性和最为明确的表达。它喻示我们，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髦话题，而且是我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经验。 另一个例子是冯小刚的《不见不散》，这部在1999年元旦期间的在北京流行的“贺岁片”的背景在洛杉机。但这里突出的并不是异国的奇观，而是一对中国青年的感情经历。这里已经没有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时那种对美国无限的焦虑和无法把握之感了，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北京人在纽约》片头从空中展现纽约璀璨夜景的段落，那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所在，一切好像与中国完全不同。而在这部电影中，洛杉机则如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一切都非常平淡，它并不引起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奇观”效应。《不见不散》中没有《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强烈的认同危机。其中那对中国青年的悲欢离合仅仅是感情的波澜，而不是面对美国时的不知所措。王起明的个人奋斗包含被美国的丰裕生活所赋予的象征含义，而在刘元的身上，我们仅仅看到了作为普通的日常经验的“移民”生活。《北京人在纽约》给了我们关于美国的超越的想象，美国在那里是一个神话，而《不见不散》则试图给予我们一个具体而微的美国的形象，美国仅仅是一个地方。《不见不散》显示了中国大众文化对于美国的看法已经不再如同几年前那样神秘。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使得中国对于美国的理解有了前所未有的演化。美国在此被“解除神秘”了，空间的移动带来的文化震撼已经远远没有往日那样强烈和紧张了。这可以说是阿卡杜拉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最佳例证。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两个例子说明“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时髦的话语，或者一种新的知识，而且是我们的文化经验本身。它们一是建构虚拟的网络空间，一是具体“再现”一个异国他乡的似真的空间。但它们显示了全球化对于我们的无可回避的冲击力。这种经验是信息和资本流动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状态”的表征。无论是我们在网上阅读斯塔尔的报告，还是观看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或者关心人民币的稳定，都与全球化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信息的无限流通使得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流通则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使得经济活动完全被全球化了。在这里，赛曼·杜林的表述非常准确：“与其说，金钱、传送和信息流是文化的基础，不如说它们是文化的媒介。因此，文化和经济及带有经济倾向的政治利益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1998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140页）但是在这样的“状态”面前，我们似乎尚未作好准备，在殷惠芬和冯小刚的想象已经到达之处，理论却失去了把握能力。我们发现中国文化研究在这一方面的深刻的困扰。这种困扰实际上是90年代以来我们面对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的延续和发展。 二 我以为，思考全球化的关键是破除对全球化的浪漫的、一厢情愿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我们尚未脱离一种“冷战”时代的思想封闭症。我们往往习惯于将全球化看成一个时髦的但和我们相距颇远的话题。我们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全球化被浪漫化了，它成了最终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在中国语境中，有些所谓信仰全球化的人不断地用所谓“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的终极价值，以所谓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中国还有巨大的封建因素，根本谈不上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简单认为在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仅仅在中国本地发生，甚至简单地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认为在中国本身的问题如此复杂之时，谈论全球化是一种“奢侈”，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浪漫化和陌生化的两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封闭症。它一方面营造幻想，将全球化变成一种神秘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将中国变为与全球化无关的“自在之地”。它实际上遮蔽了全球化的局限和困扰，同时消解了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将我们区隔在全球化之外，同时又为我们创造了有关它的无尽的幻想。对于全球化的“浪漫化”论者来说，全球资本主义仿佛是我们的唯一前途，福山式的资本主义胜利变成了一种公理，亚洲金融风暴在这种视角下，变成了美国和西方胜利和优越的标志。全球化被想象成为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它似乎意味着一种“世界大同”梦想的实现，一种人类的普遍的自由，像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泰坦尼克》这样全球流行的电影仿佛都是这种“大同”的例证。而“陌生化”论者则简单否定“全球化”的存在，害怕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对于自己生活的冲击，竭力试图对于全球化视而不见。只能用抽象的“大话”掩盖现实的挑战。我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无法理解全球化的当下“状态”。“全球化”无疑带来了无限的发展可能和无限的未来的机遇。它显然促进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民主。它显示了人类生活的活力。但亚洲金融风暴和最近的俄国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及全球市场的持续混乱都说明“全球化”既不是浪漫的梦想，也不是遥远的天外事物，而是在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它实际上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的再分配，也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它既提供了巨大的期待和发展的可能，也存在巨大的危险。它带来的变化往往是我们无法把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