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林语堂离开上海，开始了为时30年的海外创作生涯。在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最初鼓励和帮助下，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了大量小说，随笔和传记，成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者。林语堂因此便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轨迹。从1935年的《吾土与吾民》至1963年的《中国著名诗文选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大多成书于美国，出版于美国，直接进入英语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是美国国家文学的一部分，而毋宁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中国文学。实际上，尽管林语堂以英文作为写作媒介，同时也以英语人群作为潜在读者，但无论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拓，还是审美趣味、表达方式诸方面，他客观上成为北美华文文学的第一代宗师，不但对后来的北美华文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为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正如北美华文作家黄美之所言：“虽然林语堂、黎锦扬在美国都是以英文写作出名，但他们仍是有深厚的华文根基，并也以华文写作，即算用英文写作，仍是写中国的人物、文化，他们的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并不像汤婷婷、谭恩美，她们只能用英文写，所写中国人的故事都是间接得来的材料，即第二手资料。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林语堂、黎锦扬算成北美华文作家的原因。”（注：黄美之：《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现状与展望》，引自黄氏在“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黄美之的观点实际上体现了北美作家对林语堂海外创作成就和影响的一种共同的自觉的认同意识。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文创作的评述，力图把握其对北美华文文学发展路向的深远意义，从而为评价林语堂的文学地位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文化乡愁的特殊形式 林语堂旅居海外30年，文化乡愁与日俱增，1964年他填词《临江仙》言：“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两年后，他终于回到台湾，重新从事久违的汉语写作。 乡愁是人类羁旅异城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它着重渲染被放逐之后的回归愿望，具有强烈的情绪渲泄倾向，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共同主题。20世纪初胡适、冰心、闻一多等旅美作家就以感伤的笔调表达了强烈的怀乡情绪。其实，乡愁主题是流亡文学的根本特征，正如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克斯所言，流亡生涯使这些作家的“感情生活添上了一些病态的、急躁的、无端地心烦意乱的因素，因为它使他们的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注：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从60年代台湾的留学生文学、8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到90年代中国大陆旅美文学、新移民作品中，乡愁主题不绝如缕。乡愁的个性化特征虽然能使这些作家充分地表达羁旅感受、怀乡情感和爱国热情，但由于其极端的情绪冲动和感情色彩，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叙述文学的表达功能。叙事的根本任务是以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拓展文学空间。换言之，作为叙事文学主要形式的小说不太容许过多的乡愁情绪，否则无疑会破坏叙述的基本功能。诚然，北美华文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抒情作品（如非马和洛夫的诗歌），这些抒情作品与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经典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叙事文学方面也不乏象白先勇、聂华苓这样的杰出作家，但就总体而言，北美华文文学至今尚未形成具有经典意义的史诗般的宏篇巨制。因此，我认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成就对北美华文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林语堂的小说尽管以英文写成，但由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把文化乡愁最后落实在史诗的宏大叙事之中，应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华文文学。 林语堂的海外创作大体上包括三种类型：1.以《京华烟云》为代表的小说；2.以《苏东坡传》为代表的传记作品；3.以《生活的艺术》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随笔。其中以小说的成就最高。或许是林语堂早年曾留学欧美，已具有承受异域文化冲击的心理结构；或许是他生活优裕，不需要像后来的留学生那样为生活奔波。更重要的或许是林语堂稀释了乡愁的个人化色彩，让叙事文学发挥自身的功能，把小说的艺术特性充分地表现出来。林语堂的海外创作很少直接抒发那种强烈的乡愁情绪，而是把文化乡愁具体落实在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上；林语堂的小说并不像后来大多留美学人的作品那样抒写自身的漂泊感受或者渲染海外游子怀乡愁绪，而是关注故国的社会现实，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中国人物群像，成为海外华人文学至今难以企及的文学经典。钱穆先生说得好：“语堂长期在美的这一系列成名新著，总不得谓其无影响，而且在国外为中国和中国人留此影响的，除语堂一人外，纵不能说其绝无，而语堂一人，也几可说近似于仅有了。”（注：钱穆：《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台湾《联合报》1976年5月8日。） 从文学观上，林语堂既反对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又主张文学必须能够让人“认识宇宙与人生”（注：《大荒集·序》，《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3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林语堂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采用史诗的结构方式，以气壮山河的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以中国社会和家庭为经，以中国人物的情感生活、文化历程为纬，构筑了气势宏大、情节跌宕、人物丰富的叙事体系。林语堂去国不久，正是抗战方殷之际，《京华烟云》以70万言之巨制“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注：《给郁达夫的信》，《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这部小说以史诗的格局表现了从庚子事变到抗战近40 年的中国历史，考察了清末富商爱女木兰从孩童时代到晚年的生活道路。之后的《风声鹤唳》写“抗日期间一位中国少女的故事。”（注：《八十自叙》、《林语堂经典名著》，第10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林语堂把自己的爱国情怀通过长篇叙事表达出来。 如果说上述的历史事件激发了林语堂的民族感情，那么文化乡愁则使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着力寄寓中华文化精神。林语堂不是直接抒写自己的怀乡愁绪，而是把这种乡愁的理念融入姚思安、姚木兰、孔立夫、老彭的文化人格之中，通过小说自足的叙事和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投射了文化羁旅怀乡之情。《京华烟云》里的姚思安崇尚道家哲学，安乐处顺，似闲云野鹤；姚木兰天真纯洁，又温柔敦厚；孔立夫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雅风致，又有现代知识者的忧患激烈；《风声鹤唳》里的老彭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柔肠侠骨。这一切都寄托了作者身处异域的家国之念。林语堂把乡愁积淀成一种文化理念，而不是仅仅看作渲泄怀乡情绪的心理状态，因此林语堂的三部曲能够摆脱乡愁的情绪层面，进入理性的文化观照和自足的叙事领域。与20年代郁达夫等旅日作家和60年代台湾旅美作家那些渲泄情绪的作品不同，林语堂不是把小说作为乡愁心理的记录，而是超越了狭隘的自我情感空间，表现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实社会，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依照艺术辩证法的原则，创造出20世纪海外华人文学的经典作品。即使是在表达乡愁最直接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里，林语堂也不局限于咀嚼身边的悲欢，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乡愁成为叙事的起点，而不是叙事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