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台湾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把自己的感受和现实世界双向同构地联系起来，对人类的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予以揭示和生发，塑造出了疯人艺术形象。灵与肉的激烈冲突导致人性的改变，这是现代许多世界著名小说的主题。台湾小说中的这部分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在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人的变化和一种畸形的力度与病态的美感。 人的一生是不平坦的，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当来自这个世界的压力太强大的时候，当你如置身于两人对垒的拳击场上而无法回避的时候，如果硬要跟它相抗只会产生以卵击石的结果。你怎么办？于是，在你的面前只有三条路可走： 一、以曲求伸，调节精神，耐心等待，不惜苟活。二、宁折勿弯，以身“殉”心，彻底绝望，自取灭亡。三、难以忍受，无可寄托，精神崩溃，发精神病。这第三条路正是要在本文中进行具体描述分析的。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在生活中，“疯狂”也具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古人曾经把疯狂看作是鬼神显灵。后来，一些伟大的文学家观察到，疯人的疯狂言行，对于正常人的思维具有一种神奇的激发作用。这种作用之所以产生，是由疯狂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和听者对于这些疯话的主观理解和联想能力决定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曾用一颗狂人的狂乱的心去叩开一个民族的麻木的心，用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去激发一个民族的理性的思考。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疯人、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的疯子前妻等等，都是别具艺术魅力的。 本文试图运用文艺学方法来探讨台湾小说中的疯人艺术形象的独特的美学意义。 一 被热情冲错了头脑的诗人 著名华文作家聂华苓在小说《桑青与桃红》中讲到：“我一向喜欢听人讲疯子的故事，我认为疯子是被热情冲错了头脑的诗人。”首先，疯人在未疯、理智尚健全的时候，都是怀着一种纯真善良的情愫来待人处世的，他们决非奸诈、虚伪、凶残之徒。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即使受了冤屈，也会用恶毒的手段把祸患转嫁给他人，使自己心中的愤恨得到发泄遣散，而不会积郁成疾。他们在未疯之前常常是很聪明的，而且生活道路比较平坦。比如，阿兴读书写得一手好字，老师经常在他的本子上画三个红圈，以示夸奖（黄春明《甘庚伯的黄昏》）；李士淳学习用功，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更受到了世人的尊敬（柏杨的长篇小说《旷野》）。在爱情问题上，疯人尤其显得纯情真挚。如李士淳，当恋人岳政芬离他而去以后，他仍然认为：“她不会变的，我们的爱情坚贞如铁。” 问题在于他们对现实中出现的种种激烈的矛盾冲突缺乏一种精神上的承受能力，意志上缺少坚韧性。 文学作品里的疯人的语言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纯粹患者的语言。因为经过了理智清醒的作者的中介，作家已经对其中芜杂、含混的东西进行了梳理和提炼，使之带有独特的美学意味。西方谚语：“每一朵乌云都镶有一道银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疯人艺术形象，通过他们的奇特语言，通过他们注视世界的奇异目光，发现他们的心灵深处，依然有着美好善良的人性。 疯人当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的时候，都非常专心、固执。例如，被囚禁在家中的李士淳专心地在地上寻找什么，或者从沙地上的许多脚印中，去研究每个脚印的来历和其中所含的哲学意义，甚至为此废寝忘食。他心里隐约地想去找母亲，他有一个最悲伤的消息要告诉她，而他总感到，母亲住在满是云雾的山中，他再也走不到。疯人那超越现实的目光是非常坦诚的，它仿佛不能理喻普通的众人，又直透人心，使人不敢长久正视。如阿兴那“一对清澈透底的、有如无任何杂念的稚童的瞳眸”，竟使其父甘庚伯冷颤地感到自己变成了渺小的微粒，而掉落到那清澈瞳眸的深潭里。 在这一方面，许多著名的作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莎士比亚往往使他的一些剧中人物装疯或者真疯，再让一些正常的剧中人来高度赞扬他们说的一些疯话。如名剧《哈姆雷特》中，波洛涅斯说：“这些虽是疯话，却有深意在内。”他又说道：“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理智清醒的人所说不出的话来。” 二 由打击和摧折引起的人性的变形 有一类疯人，是由于长期受到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而导致精神上的崩溃。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孤恋花》中，娟娟才15岁，就被她的父亲无耻地施暴了。而她的母亲已是一个疯人，被娟娟的混帐父亲用铁链子锁在猪栏里。小时候，娟娟一直不知道她就是自己的生母。有一天，娟娟的阿姨把她带到猪栏边哭道：“她就是阿母呵！”那天晚上，娟娟偷偷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里去，递给母亲。以后发生的一幕情景给娟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妈接过饭去，瞅了我半天，咧开嘴笑了。我走过去，用手去摸她的脸，我一碰到她，她突然惨叫了起来，把饭碗砸到地上，伸出她的手爪子，一把将我捞住，我还没叫出声音，她的牙齿已经咬到我喉咙上来了——”于是，娟娟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红疤。 李士淳也有过相应的表现，如用指甲尖长的手卡住岳政芬的手腕。犹如火山中积聚着炽热的岩浆一般，疯人的潜意识里蕴藏着巨大的愤怒。而在一阵突发的暴烈的发泄以后，他们又恢复了呆笨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