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有关台湾文学史已出版了好多部。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已基本理清。但是台湾文学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文学的特性有哪些，还有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这里，说说我对台湾文学五“性”的看法。 一 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的表层对应和深层内涵是台湾文学对中华文化趋同性的显著表现。台湾从三国时期起，即是孙权吴国的一部分。曾任丹阳太守的吴国人沈莹，曾于公元264年至280年期间，到台湾实地考察了“夷洲”（即台湾）的风土人情，著有《临海水土志》一书，其中有一篇《夷洲记事》专门记载台湾的民情风俗。其后，中国内地不断有文人去台湾，带去并传播了中华文化。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据守台湾止，中华文化业已深入台湾民众的心灵。所以，1949年以来的台湾文学，不管作家主观上是否自觉，都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华文化的趋同。中华文化中的巫祝文化、史官文化、诸子百家文化、儒道佛文化、玄学文化、科举文化、理学文化、民间文化和“五四”新文化，在台湾文学中都有表层对应和深层内涵。巫祝文化离我们已很久远了，然而在小说《寒食雨》中，为了解决挖出来的骨坛中的鬼主人是否愿意迁葬的问题，结果还是靠占卜作出了最后决定。《最后的猎人》中的比雅日，相信“猎人的梦绝对不会撒谎”，因此他便去森林里打猎。可见巫祝文化仍积淀在台湾作家的集体无意识里。史官文化对台湾作家的影响更加明显。陈若曦的《尹县长》贯串着史官文化秉笔直书的精神。诸子百家文化中的老庄文化在台湾文学史的表层对应之作更不胜枚举。七等生的《环虚》中的“我”，是“孤独之膜拜者”。这种对孤独的“膜拜”，正是老庄精神的表现。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孤独者，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它的文化精神已渗透在台湾众多作家的心灵深处，因此许多文学作品都有儒家文化的烙印。段彩华《午夜出诊》中的那位赖时行医生就富有“仁”的思想。他宁愿少拿六万元也要保全婴儿生命。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咤》以当代意识解释了道家思想。李乔佛教意识很强的《孟婆汤》，如余光中所说是“借阴间生灵的沉沦批判了阳间道德的沉沧”。儒佛道文化在台湾小说的表层对应中既有承继，也有新变。玄学文化在台湾文学作品中也没有绝迹。吴锦发的《乌龟族》，脱胎于卡夫卡的《变形记》，但其思想精神却是玄学的，放诞，超脱，采取佛理，玄佛并用。科举被废除已有九十多年了，但科举思想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古蒙仁的《盆中鳖》写一些落榜的高中毕业生在补习班里拚命补习，为的是第二年能考上大学。这批落榜生急于考上大学的心态和“范进中举”前范进的心态并无本质区别。反理学的思想，在台湾作品中比比皆是。李昂的《杀夫》反理学精神是一读可知的，而她的《一封未寄的情书》，写了一个女子的精神恋同样是反理学的。可以说，反理学的思想遍及台湾一切写人性的小说中。表现民间文化的台湾文学作品亦复不少。洪醒天的《散戏》，为民间文化在台湾的未来命运担忧。吴锦发的《燕鸣的街道》以“赛夏人称为‘巴斯达矮’的祭典”为背景展开了全部故事，而这种祭典正是一种民间文化。若干年后，人们要了解赛夏人的“巴斯达矮”祭典是怎么回事，这篇小说可以作为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五四”新文化精神在台湾作品中的对应更难一一列举。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虽然在艺术上不如鲁迅《伤逝》洗炼，却是“五四”新文化精神在台湾80年代的发展。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台湾文学作品中的表层对应比较显而易见，那么中华文化在作品中的深层内涵则需要仔细探索。这种深层内涵集中地浓缩为某种文化意识。一是严格自审的文化意识。黄娟的《相轻》，审判了旅美华人的知识分子忠于老板而彼此相轻的弱点。郑清文的《三脚马》写一个曾经当过小汉奸的曾吉祥后来深自忏悔和自责的心理。缺乏自审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之所以历千百年而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和这种严格的自审意识分不开。台湾文学中的自审意识，正是对中华文化中这一精髓的发扬。二是亲和的文化意识。要民族亲和，不要民族仇恨，已经成为深层意识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在台湾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反映。这不仅表现在写已经离异的旧日恋人重会后的亲和（如子于的《火烧云》，白先勇的《夜曲》），父子两代之间的亲和（如马森的《父与子》），也写了原先政治观点激烈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如白先勇的《骨灰》）。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避免不了的，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作为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需要亲和，人与人之间到了某个时候也需要亲和，这又是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在中国人头脑里的文化意识。台湾文学对这种亲和意识的表现是很成功的。三是忧患的文化意识。多难可以兴邦，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忧患意识成了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朱炎的《呕吐症患者》，对台湾现实社会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东方白的《黄金梦》对台湾一些农民的愚昧、无知、迷信、偏见；《奴才》对台湾某些人的奴性，也都倍感忧虑。忧患意识说到底是一种爱国意识，是中华文化深层内涵的又一体现。 台湾文学对中华文化的表层对应和深层内涵的继承，表现了台湾文学对中华文化的趋同和对文化中糟粕的反拨。这是孤悬在外的中国宝岛——台湾文学的明显的特殊性。 二 台湾是一个美丽之岛，被海洋所包围，因此台湾文学又有海洋文化的特点，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由朱学恕领导的“大海洋诗社”的作家和诗人们所创作的“海洋诗”和“海洋文学”是十分有名的。朱学恕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增进人类全体生活的大爱，人生存的意义，是创造宇宙继起生命的不朽，这种大爱和不朽，在人海，在大海上，都是达到天人合一，推己及人的程度”。这就把海洋文学提到海洋文化的哲理高度，升华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的诗集《三叶螺线》、《海嫁》、《海之组曲》、《饮浪的人》，小说集《舵手》，散文集《给海》等，具体体现了这一文学主张，充分表现了台湾海洋文学的开放性：“海无路，／路在你的眼际，／浪无花，／花在你的舌尖，……／你的本份是让你的手去航行，／去做出自然秘藏的心意……”（《饮浪的人》诗集，第83首）。从本质上说，海洋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它不是封闭、孤守在某一地区范围内，而是向海洋索取，向海外探求，重在开放，重在开拓，从海外吸取一切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