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 （1999）02—0091—05 族血驱使的“在路上” On the road——“在路上”，其原初含义是“离家在外”。 若扩而释之，既指一种开放、动态的生存空间，又指一种无所依凭、只身承受命运的生命式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自被逐出天园后就一直“在路上”了。“On the road”是人类欲摆脱却又无法摆脱的不幸命运。 但人类之可贵却在于：在伴之前行的丧落（包括家庭、血亲及生存依赖物等）中求拥有，甚至渴求更理想的拥有。在绝望甚至死亡中，提取希望且与死亡斗争至死亡的那一刻，在群居的存在中，独自成长、壮大直至消亡，此乃最根本、最有价值的存活方式。尤其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当今，人人都不免与竞争相遇。与其“在家里”自保、回避，不如“在路上”面对、迎击，以求生存之久远资格。 张承志早就“感觉我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在路上型’的人了”[1]。究其原因， 他自认为“一方面是经历造成的：在内蒙古牧区生活的影响”。那段年少别家的知青经历，令他深感自身“不安的游荡的气质”是草原养母赋予的，“走马牧人”便成了他的一帧极为珍贵的青春写真照；“另一方面是学习的影响：在大学我进的是考古学专业——考古是一种野外的学问，考古学的根本有一条：田野。在外边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血管里流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的血”[2]。这一理由，或许更能切近问题的本真。 作为后代，回民身上都留有先民——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的沙漠游牧遗风。阿拉伯半岛上酷烈难耐的生存环境，迫使先民们无法定居安家。还因他们所经营的劳动对象主要是有生命的驼、羊等，他们也只能逐水草而居。但逐生命之源而“居”，绝非易事，他们常因天灾人祸而避走他乡，也因四季更迭而换地转场。这便注定他们将永无久居之地，实质意义上的家永远不存在！于是，对“绿洲”的执著奔赴，是沙漠世界里人与畜的相同的生命企盼。尽管这企盼很难兑现，可一旦家人与家当全置放于驼背上时，具象的“家”便随驼队而奔波。这个从荒漠中走出的民族便揣一本《古兰经》，骑一峰骆驼而走向了世界。对他们而言，“On the road”也便意味着经商、信教、渡人生了。 他们就是“在路上”谱就了自己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明。这种驼背文化的创建，便给后代子孙遗就了一颗“不安的旅人之魂”，令他们成了“道路的精灵”，在族血的驱动下，“终日只渴望走”，满身风尘地在迁徙、奔波中求生，活命。 作为沙漠游牧民族混血后代的回族，在强大的汉文明同化之下，失去了故乡、丧落了母语后，便成了一种仅凭信守伊斯兰教而确证该民族立世独存的信仰的中国人了。人类本能的回归欲便永伴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了。就连“回回”一词也蕴藏着“生不能回麦加，死也要魂归麦加”之意。但对回民而言，麦加，也只是精神上的家园表征，绝非现实意义上的归栖之所。这种无家可归的回归欲，无乡可思的乡愁致使回民一出母胎，便烙上了一种尴尬、无奈的失怙悲色。因此，张承志也深感：“一个回族人心理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具体的信条即《古兰经》上的教训，而在于他宿命地走着一条特定的路。”[3] 而“族在旅途”便是中国回民特有的度世方式。对此，张承志痛感再三：“我就清楚地知道——归路已断，你不能再回家。”（《海骚》）“归途已断——你想念你的家／你心中落下了阵阵泪雨。”（《黑山羊谣》） “断了归所”的长旅，虽令张承志不得不感到“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但自己“最想的还是流浪”。于是，他敢独自“上路”去跋涉，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三块大陆”，成了北方大地的“路之子”。他更“敢以一支笔”坚持“在路上”求生存，自认为“没有血的坚持，我是没有能力坚持的。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有同感：这种坚持有多么艰难”[4]。 因此而“再次感激生我这一躯血肉的回族之家”： 我独往独来地欢乐地走在我的流浪路上。我在茫茫人世中不异于别人但我知道我的血在驱使着我流浪。我看见了惟我才能看见的美好，于是我追逐着一次又一次地启程了。（《金牧场》） 弃路上路的信仰者 张承志对“路”的独钟情怀，浸透在他的独特人生感悟与相应的艺术表现之中。而这“感悟”与“表现”又是意味深长的。 “On the road”在张承志的艺术天地里，有时实指，有时虚指，但多幻化为基本情节：或描摹“路人”的人生况味（如《黑骏马》、《绿夜》、《北望长城外》、《晚潮》、《海骚》等）；或“在路上”成熟了自我（如《北方的河》、《雪路》、《春天》、《大坂》、《顶峰》、《凝固的火焰》、《错开的花》等）；或心怀念想而“在路上”（如《九座宫殿》、《金草地》、《金牧场》等）；或卫教保族而“在路上”（如《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或“路上风景”独美（如《美丽瞬间》、《辉煌的波马》等）……当我们将这些具有路之基本情节的作品置入他的“三块大陆”中去考察时，亦可标划出三条路——“草路”（蒙古草原）、“山路”（新疆天山）和“血路”（黄土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