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X （1999）02—0046—07 张资平从30年代初期开始由盛而衰，他的作品不仅遭到左翼文化人的批判，国民党当局的查禁，也受到纯文学作家的贬责，可谓四面楚歌，声名狼藉。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日渐追求文化的商业效益，创作上粗制滥造，和行为上不知自爱、缺乏操持所造成的，但是也与鲁迅犀利的批判分不开。在鲁迅之前，不止一人指出张资平擅长写“三角恋爱小说”，可是，“三角恋爱小说家”几乎成为张资平的代名词，却是在鲁迅奉送给张资平一个“△”之后。 鲁迅自1928年在上海文坛与张资平相遇，到1936年10月逝世的前一个月，对张资平一直持批判、斥责的态度，这种持续性的批判，虽然起初不完全排除些许历史的恩怨，但最主要的还是源自现实关系。本文梳理和辨析鲁迅对张资平的认识与批判的整个过程，以及张资平对鲁迅批判的反击，一方面是想澄清在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中鲁迅与张资平思想交锋的本相，另一方面是想通过鲁迅对张资平的批判，思考文化人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尤其是文化被纳入市场经济的历史情境中，如何把持自己的问题。 一、鲁迅对张资平认识与批判的过程 鲁迅最初讽刺张资平，是在1928年12月发表的《〈奔流〉编校后记（七）》中，文中说道，中国作家的行为与俄国的托尔斯泰是没有可比性的，“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1] 张资平自1928年3月到上海参与后期创造社活动后， 公开表示要转向革命文学，并创作“革命+恋爱”小说，如长篇小说《长途》。但仅仅时过半年，他就因出版思路上的分歧与创造社新锐们分道扬镳，自开乐群书店，另立门户，同时在沪宁线的第一站——上海市郊的真如兴土木建私宅，名之“望岁小农居”，打算在上海扎下根来。思想深邃的鲁迅感觉到，尽管新进的左翼作家宣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已经过时，应追求更为先进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但像张资平这样的知识分子能真正转变为革命的文学家，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家应创作出令人信服的革命文学，而不是只会在作品中掺杂些图解的革命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革命之于革命文学家，是一种实践理性，要融汇在现实的行为方式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动人的词语人。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还反驳了郭沫若批评自己的“根本不懂唯物史观”、冯乃超批评自己的“浅薄的人道主义”，甚至指名道姓地讽刺了成仿吾与王独清。这就是说，鲁迅对张资平革命的怀疑，发生在革命文学论争的语境中，他是把张资平作为后期创造社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来批判的。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对张资平进行批判的还有《流氓的变迁》一文。鲁迅在文章中陈述了“侠客——替天行道的强盗——清官的保镖——流氓”的历史，最后说道：“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同样，“才子+流氓”的说法，还出现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1] 顺便说明的是，鲁迅对后期创造社成员冠以“流氓”的称呼，很可能是借用于创造社的“小伙计”潘汉年的文章。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作，创办了《幻洲》半月刊，在创刊号上潘汉年首创“新流氓主义”，他说：“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2]（P31）鲁迅先生对这种含有虚无主义成分、并且常常表现为无定向性的情绪冲动的“新流氓主义”颇不以为然，所以他称后期创造社成员为“才子+流氓”是带贬意的。鲁迅先生指出，情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也颓废得快”，“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1]（第4卷《上海文艺之一瞥》） 当然，鲁迅此时也觉察到张资平与其他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差异：这个“革命文学家”身上散发出一种浓重的商人气息。他在《〈恶魔〉译者附记》中就以揶揄的语调揭示了张资平的这种特质：“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1] 在1929年2月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之前， 张资平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创造社。但是，他与真正有志于社会变革并且坚持左翼立场的作家分道扬镳之后，仍旧舍不得放弃革命的招牌，因为革命在当时无疑契合时代青年普遍不满与激愤的社会心理，而向往“浪漫谛克”的青年也是张资平小说的“隐含读者”。故此，他一方面继续编造浅薄的“革命+恋爱”故事，另一方面为自己的“革命”方式辩解，认为自己并不比左翼作家落后。他在自己主编的《乐群》月刊上反击左翼作家：“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至于回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1]（第4卷《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