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4—0109—（05） 瞿秋白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但他始终未忘情于文学，他对文学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多次流露出想做一个专业文学家的愿望，但是历史的安排是让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他只能在政治斗争之余或政治斗争之中去关心文学。这一情势便导致一个结果：瞿秋白往往是从无产阶级利益、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立场出发去要求革命文学的，去分析各种文学现象的，他的许多文学活动（包括创作、批评、研究）都是为了配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他的文学活动是他的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瞿秋白的文学理论与实践中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 瞿秋白对文学的热爱，起始于青少年时期。这时期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文学素养，同时也陶铸了他的文人气质。但这时尚未形成一定的文学观念。他的文学观念、观点是他在北京俄专学习和到苏联采访这一期间形成的。这期间，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苏俄文学和西欧文学，而且是在同时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亲眼目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现实的情况下广泛涉猎苏俄文学的。这个特定背景决定了瞿秋白的文学观念、文学见解、文学主张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哲学、美学、文艺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瞿秋白文学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则是瞿秋白文学观的直接依据，瞿秋白关于文学的一系列看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申与发挥，并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瞿秋白的文学见解中，最为核心的是他关于文学性质的看法。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对此有一段集中的论述，他说：“文学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在这里，瞿秋白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学是由生产力状态和阶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即现在人们习惯说的文学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阶级关系的实质就是不同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这里的阶级关系就是指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在这一段话里，瞿秋白还提出了证明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的主要论据，这便是：第一，它是在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第二，它产生之后又要回转去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两点是所有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文艺就具有这两个特征，所以它是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 瞿秋白进一步认识到，由于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之后要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所以文学一定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瞿秋白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反映生活，影响生活。“一切阶级的文艺都不但反映着生活，并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他指出，各个阶级都在利用文学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上都有倾向性，文学在客观上就表现出有利于某个阶级而不利于某个阶级。“文艺，有意的或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注：《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瞿秋白文集》卷四。）由此，瞿秋白态度鲜明地反对所谓的“纯艺术”论。瞿秋白在1932年撰写的《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中严厉地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无目的、无功利的“象形说”；“照他的意思，艺术大半只有消极的被动的作用，艺术作品不过是阶级形势或者社会心理的结果，而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他说艺术作品里的形象（典型，人物，情绪等等），只不过相当于实际生活里的情形，仿佛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照着实际生活描写一个大致相象的样子。这不过是一些‘痕迹’，并不能够反映活泼的复杂的社会斗争，并不是社会的斗争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艺术一方面反映生活，另一方面也还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固然是经济政治现象的间接的结果，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然而同时，也还是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的一部实际行动，表现并且转变意识形态的一种武器。这是列宁主义的艺术论。”（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瞿秋白深入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错误观点来源于康德的审美观念，按照康德的审美观念，“美”的兴味是没有私心的，旁观的，直觉的，“这样，我们就知道普列汉诺夫的观念是：第一，艺术是完全非功利主义的，脱离实用的目的的，凡是艺术行为都是‘没有私心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创作。第二，艺术能力是生理上心理上的一种‘练习的欲望’，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里的生物学主义表现得很清楚。”瞿秋白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艺术论是反对这种康德化的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一切种种的‘纯粹艺术’论，‘自由艺术’论，‘超越利害关系的艺术’论，‘无所为而为的没有私心的艺术’论。”（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 在文学艺术的各种功利关系、各种社会作用中，瞿秋白特别强调文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瞿秋白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指出文学处于上层建筑中最高一层，文学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必然经过政治、社会思想这些中介因素。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只有因社会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瞿秋白文集》卷二。）。所以，文学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和政治是不能够分割的，艺术和政治也是不能够分割的。”（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文集》卷四。）“文艺和政治是不会脱离的，即使作家主观上要脱离政治也是不行的；或者，作家主观上要做一个‘即使无益也不会有害’于革命的职业文学家，然而，如果他不在政治上和一般宇宙观上努力去了解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意义，那么，他客观上也会走到出卖灵魂的烂泥坑里去，他的作品客观上会被统治阶级所作用。或者，客观上散布着麻醉群众的迷药。”（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认为，文学同政治是互为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政治影响文学，社会问题的发展变化，政治形势的转折或政治思潮的出现，导致文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产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种政治变化的文学作品，形成相应的文学内容和思想倾向。他在二十年代初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对此就有详细的分析，他对俄国文学每个历史阶段的考察都是围绕社会政治决定文学内容这个中心来展开的。例如“俄国文学之黎明”这一节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九世纪开始，俄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实便是十二月党的革命，——俄国社会生活大受其震荡；革命前后十余年的社会情绪大致都回绕着这所谓根本问题。十二月党诗人蠡列叶夫（1795—1826年，现译雷列耶夫）的著作《公民的勇气》，单他这部书名已足以开文学中的新时代，——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第一箭，——是当时俄国现实政治的艺术上的表现。”（注：《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卷二。）又如“农奴解放与文学”一节讲19世纪中叶的文学对农奴问题十分关注，并说，“其实在十八世纪，文学里已经涉及这一问题。到歌歌里的《死灵》（按现译果戈里《死魂灵》）尤其显然”云云。又例如他认为中国古代，由于有封建等级——门阀——的存在，于是就产生出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有鲜明的反映（注：《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斗争，新文化中的新文艺，就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催化下出现的。所以“当时最初发表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卷三。）三十年代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嚣张的侵略行径，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一是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制和出卖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民族战争，这两种政治态度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因而产生两种性质的文学，一种是主张抗日的革命文学，另一种是“中国绅商的一切种种文学家”，“他们哀求着列强来‘主持国际正义’，宣言‘绝对尊重条约的尊严’，——他们歌颂着‘和平和公理战胜’”（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瞿秋白文集》卷三。）。除了政治思想对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作用之外，政治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为其政治服务，“每一个阶级都在利用文艺做宣传，不过有些阶级不肯公开的承认，而要假托什么‘文化’、‘文明’、‘国家’、‘民族’、‘自由’、‘风雅’等等的名义，而新兴阶级用不着这些假面具。”（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瞿秋白指出，统治阶级曾用种种方法和工具将旧的落后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灌输到群众中去，“这些工具之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就是文艺。所以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正是基于这个历史事实和革命现实的需要，瞿秋白才进一步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卷三。）。在中国，明确提出文艺是工具是宣传这一观点的，瞿秋白是第一人。这一观点将政治对文艺的重大影响表述得既深刻又显露，但词语欠周密，于是遭到有些人非议和讥讽。其实，瞿秋白这一提法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文艺为阶级斗争工具，为政治宣传手段，但他们再三指出政治对文学的重大影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并且热情赞扬那些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推动作用的作家和作品。如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
